诸城家教（诸城家教贴）

2023-09-20 阅读 7 评论 0

摘要：今天给各位分享诸城家教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诸城家教贴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唐宋八大家的有趣故事！！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

今天给各位分享诸城家教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诸城家教贴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唐宋八大家的有趣故事！！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编辑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 *** 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 *** 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 *** 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 *** 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武术北方武术和南方武术那个实战性更强

我认为武术没有南北方之分

在中国一共有几大强派

其中有个南拳的应该是所属于南方创立的

南拳

南拳是明代以来流行于南方的一大类拳种的总称。南拳据说最初是出于南少林，在明代逐渐形成独立拳系。南拳总的特点是步稳、拳刚、势烈，少跳跃、多短拳、擅剽手，以声、气修力。

南拳种类繁多，如福建的少林桥手、五祖拳、鹤拳、罗汉拳，广西的周家拳、屠龙拳、小策打，浙江的洪家拳。黑虎拳、金刚拳。湖北的洪门拳、鱼门拳、孔门拳、湖南的巫家拳、洪家拳、薛家拳等。

南拳的代表是广东南拳，广东南拳的代表是“五大名家”，他们是：

一、洪拳。洪拳源出少林寺、相传为洪熙官所创，洪熙官本为福建漳州茶商，创拳后传给南少林的洪门五祖，洪拳后来传入广东，包括五行拳（金拳、夹木拳，水浪拳、火箭拳、土地拳）和十形拳（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彪拳等十大象形拳），历代著名高手有洪文定、陆亚彩、觉固禅师。铁桥三、林福成、黄泰、黄飞鸿、林世荣等，是南拳中最大的一派。

二、刘拳。据说为刘三眼所创，也有说是下四府刘生或刘青山所创的，流传于雷州半岛。

三、蔡拳。由福建甫少林寺僧蔡伯达、蔡九仪所创，后来流传于广东中山等地，包括十字拳、大运天、小运天、天边雁、柳碎梅、两仪四象拳等。

四、李拳。相传由福建南少林寺僧李色开所创，又由广东新会人李友山传授。一说由广东惠州李应辉所创，李拳流行于广东中山、河源、高州、龙川、广州等地。

五、莫拳。相传为福建南少林至善禅师所创；一说由莫达士所创，后传至莫清骄（一说莫清娇）。流传于珠江三角洲一带。

五大名拳多数从福建南少林传来。和洪门天地会多少有些联系，不仅是武术门派，也是极为活跃的江湖派别。

除五大名拳外，广东南拳还有蔡李佛拳（由新会人陈享创立，他师从陈远护、李友山及少林寺和尚蔡福，综合了蔡家拳、李家拳、佛家拳三派精华，故名蔡李佛拳）、虎鹤双形拳（南海人林世荣综合洪拳、佛拳所创，又称“洪头佛尾”）、咏春拳（福建严咏春严三娘所创、一说至善禅师传入广州光孝寺）、侠拳（大侠李胡子从四川峨眉山传入广州）、白眉拳（四川峨眉山白眉道人传入广州）、佛家拳（从佛门传入）、练步拳、练手拳、刁家教、岳家教、朱家教、昆仑拳、南枝拳、儒拳等。

南拳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形成独有的南方特色，尤其是清代以来，以“反清复明”始，以“行侠仗义”终

峨眉派与少林、武当共为中土武功的三大宗，也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门派，尤其在西南一带很有势力，可说是独占鳖头。

峨眉派之得名，是以佛教四大名山之峨眉山而起的，它与洪门天地会之“峨眉山”不同，洪门的“峨眉山”是山堂而出于虚构，峨眉派的“峨眉”是地名，是实指。

从明 *** 始有峨眉派的记载，明代中叶人唐顺之（1507—1560即正德二年到嘉靖三十九年在世）的《荆川先生文集》里，有一首《峨眉道 *** 歌》：

忽然竖发一顿足，崖石进裂惊沙走。

来去星女掷灵梭，夭矫矢魔翻翠袖。

自身直指日车停，缩首斜钻针眼透。

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皆是手。

余奇未竟己收场，鼻息无声神气守。

道人变化固不测，跳上蒲团如木偶。

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倏忽神奇，变化万方，难怪要引起诗人的极大兴奋了。关于峨眉派的起源，据峨眉派的拳志说：

祖师原为一道姑，后入佛门。……是时，师善技击，善研各家拳法，虑各家拳法繁杂，莫衷一是，女子御侮，多有不同，遂探各家之拳意）另辟蹊径，创不接手之拳法，独树一帜，…… 积十三年，始臻大成，身旁弟子习之，呼之玉女拳法，同道相誉，称日峨眉拳，后弟子至峨眉山，偶谐其音，始称峨眉，此拳名之始未也，恐汝不识，为汝志之，师本与世无争，娱身可矣，御侮可矣，奚传姓名。（据孟宪超《峨眉拳（上）》，《武林》1986年第4期）。

由此可见，峨眉最初是一个由女子所创的武林门派，开始的时候叫做玉女拳法，后因祖师人了佛门，又以称女子为“蛾眉”和佛教圣地之“峨眉山”的双重含义而得名。

峨眉派功法介于少林阳刚与武当阴柔之间，亦柔亦刚，内外相重，长短并用。攻防兼具入拳经上讲：“拳不接手，枪不走圈，剑不行尾，方是峨眉。”“化万法为一法，以一法破万法。”总之是以弱胜强，真假虚实并用，站在女子的地位融汇了南拳、少林、武当等众家之长。

从宗教渊源上看，峨眉亦僧亦道，而以道姑为主。在武侠小说中，金庸《倚天屠龙记》说是郭靖 *** 郭襄，因为心中爱慕杨过，而又尊敬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所以云游天下，借此畅解胸中块垒。后得机会听觉远念涌《九阳真经》，创立峨眉派，后来传至灭绝师太，其弟子纪晓芙、周芷若等，皆为道姑，此外，峨眉派的许多招式，也都具有女性的色彩，如拳法中的一面花、斜插一枝梅、裙里腿、倒踩莲等，又如剑法中的文姬挥笔、索女掸尘、西子洗面、越女追魂等，簪法中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完全是女子的姿态。又如峨眉派的著名兵器峨眉刺，又称玉女簪，也是由女子发簪变来的。

峨眉派武功有所谓“动功十二桩”—— 天、地、之、心、龙、鹤、风、云、大、小、幽、冥；又有所谓“静功六大专修功”一虎步功、重捶功、缩地功、悬囊功、指穴功、涅磐功；有“三大器械”一剑法、簪法（峨眉刺）、针法（暗器）。峨眉派的绝技，不仅包括三十六式天罡指穴法，还有峨眉剑法，其剑歌云（据董如军《峨眉剑技法七招》，《武林》1992年第5期）

玉女素心妙入神，残虹一式定乾坤，

身若惊鸿莺穿柳，剑似追魂不离人。

临敌只须出半手，纵是越女也失魂。

峨眉派的剑法和簪法，姿势优美而威力十足，也是峨眉的绝技。

峨眉派的分支，据清初《峨眉拳谱》上说：

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

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五花”是从地域角度所分的五大支派：

一、黄陵派，据说从陕西流入；

二、点易派，以川东涪陵点易洞而得名；

三、青城派，以川东道家胜地青城山得名；

四、铁佛派（云顶派），川北较为盛行；

五、青牛派。以川东丰都青牛山而得名。

“八叶”是从技击风格角度所分的八派：

一、僧门，据说传自少林憎人，故名。又称“申门”。特点是巧、快、灵、动，如猢狲状，别名“狲门”。

二、岳门、据说由岳飞所传，特点是矮桩，手法不划圆不成拳。

三、赵门，据说为赵匡胤所传，借鉴少林派太诅长拳（据说也是赵匡胤所传）等拳法，特点是高桩。又因习练红拳，称为“红门”。

四、杜门，以传说中诸葛亮八阵图之“杜门”而得名，一说拳法传于自然门杜观印。特点是封锁严密，善于防守。

五、洪门，相传以明太诅洪武年号而得名，习练大、小洪拳，特点是刚劲。

六、化门，又称“蚕闭门”、“缠闭门”，三十六闭手如春蚕吐丝，绵绵不断，紧封敌手，使其不能施展。

七、字门，又称“智门”，因收势摆成字形而得名，特点是高桩长手，起伏大。

八、会门，又称”慧门”，以神拳为代表，，讲究观师默像，念咒语，颇为神秘。

峨眉派总的特点，在于亦刚亦柔，如玉树临风，是诸家武术中姿态优美的一种。有诗赞峨眉派说（见孟宪超《对峨眉派拳术的进一步探讨》，《武林》1987年第四期）：

绝艺惊人侠士风，千年击技古今同。

堪开玄理树新帜，悟透禅机弃旧功。

假身玉女虚是实，真谛峨眉有非空。

诸家应复昔时而，妙处良然在个中。

虽非“天下第一”，亦不妨自成一格吧。

关于少林派的起源，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所载，南北朝时，后魏孝文帝大和年间（477一499），达摩大师从梁国北来，面壁于嵩山少林寺，历时九年而功成，遂传《易筋》、《洗髓》二经，创立少林武术。这个说法，为多种典籍所载，唐代李靖又写了《易筋经序》．但考之史实，却不与历史相合，现代学者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传说，被称为禅宗初祖的达摩也并没有这样的武功。

历史上，在达摩以前，北朝寺院的练武风气就已形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修建嵩山少林寺，最初是为西域高僧跋陀（又称佛陀）所建的。后来，达摩才来到寺中。达摩虽然创立了禅宗，却并非少林武术的创始人。事实上，少林武术是在长期的僧众习武中逐渐自发形成的。

少林武术的发扬光大。始于隋唐之际的一件大事。隋朝未年，天下大乱，少林寺被山贼所劫，僧众奋起拒敌，贼人放火烧毁寺院。秦王李世民与郑帝王世充作战，少林武僧应邀相助，活捉王仁则，逼降王世充，这就是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也是著名电影《少林寺》的历史原型，。李世民即位后，对昙宗、志操、惠赐、善护、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满、丰13人大加赏赐，少林寺再度兴旺起来，少林武术也开始繁荣发达，逐渐成为中原武林第一门派。

宋太祖赵匡胤据说也是少林俗家弟子。从宋到元，少林武术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元代大圣紧那罗王传授少林棍法而自成一宗，福裕禅师汇集了少林短打，少林武术的特点日渐突出，到明代便形成了少林“以搏名天下”的威望。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少林寺组织僧兵到江南抗倭，天启五年（1625）树立：“少林观武碑”，成为天下武林之宗。明代的著名武憎，有觉远上人、小山和尚、月空和尚，痛禅上人等，又有悟须、周友、周参、洪转、洪纪、洪信、普从、普使、广按、宗擎、宗想、宗岱、道宗、道法、庆盘、庆余、同贺、铉清18人，皆为武林中的超一流高手。明代后朔、少林武术渐从以棍法为主转向拳法。又吸收了很多民间拳种，集天下武术之大成，形成少林派。

清代康熙年间（也有的说是雍正），朝廷曾因少林寺藏匿反清义士“谋逆”而将其焚毁，（并严禁民间练武，少林武术转入地下状态。并由转入南少林的一支，据说创立了洪门。清代的少林名僧高手有铁斋、致善、致果、天虹、湛举、五枚、古轮、妙兴、贞续、德根等。

少林派不只是少林寺的功夫，而是以少林寺武术为代表的整个外家功夫的集大成。一方面是少林寺僧从民间引进不少拳术，另一方面是少林寺也招收俗家弟子，使少林武术流传民间，同时，少林还在各地创立分院，自隋唐之际创立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分院（即南少林）以来，元代福裕禅师在外蒙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天津蓟县盘山、长安、太原、洛阳分别创立五座少林寺，再加上山东九顶莲花山、台湾八番社、四川峨眉山，一共是十座少林寺，这就把少林功夫传到全国。许多门派的源头，都与少林大有关系，就连武当和峨眉的开派传说，也有源山少林的说法。

在少林寺的分院中，以南少林最为重要。南少林又是南拳之祖，以五拳为主要拳法、有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之说，又有南拳、一路闯少林、二路提卢少林、三路文少林；四路拗步少林、五路武少林、六路神化少林等套路。（参见嵩山少林寺三十三代皈依弟子释永文《少林武术概说》，《武林》1983年第七期）。少林支派众多，有“三大家”、“四大门”之说。“三大家”是：红家少林、孔家少林、俞家少林：“四大门”是：大圣门、罗汉门、二郎门、韦驮门。又如六合、八极、劈挂，通臂、太祖、燕青、华拳、查拳、弥宗、动力、明堂，沙脚、戳脚、地趟、洪拳、翻手、猴拳、螳螂、醉拳、咏春等，也大都是从少林武术中发展出来的。

少林的套路也很多、光是拳术，据说就有172种之多，有小洪拳、大洪拳、朝阳拳、观潮拳、炮拳、通臂拳、梅花拳、长锤拳、太祖长拳；黑虎拳、形意线、罗汉拳、六合拳以及“少林七十二绝技”等。棍法、枪法、刀法也是少林武术的大宗“、各有数十种套路，剑术则有二堂剑、五堂剑、龙形剑、飞龙剑、白猿剑、刘玄德双剑、达摩剑、绨袍剑等。又有方天戟、三股叉、钢鞭、月牙斧、梅花拐等数十种兵器，心意把、虎扑把、游龙飞步、丹凤朝阳、十字乱把、老君提葫芦、仙人摘茄、叶底偷桃、脑后砍瓜等一百多种散打，卸骨法、擒拿法、点穴秘法、弹弓谱、易筋经义、用药法等各种技法等等。

少林武术的要旨，传说当日达摩祖师见众憎坐禅，萎靡不振，难以入定，有碍佛法，细究其由，乃因躯体衰弱所致，于此悟到修习佛事必先强健体魄，因效鸟兽神态创立拳法，因此，少林武功的特点，首要之点即为调呼吸，练百骸，进退敏捷，刚柔兼济而尤以刚为主，以攻架为主，以长手为主，成为各类外家拳法之集大成者。

少林武术门派和侠文化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少林武功博大精深、无人可以穷尽，是天下最大的武学宝库，不愧为武林第一大门派，因此在江湖上，少林派常常充当着“道义”的维护者、裁判者和领头羊的角色。如金庸《无龙八部》里的少林，天下武学之至境，在于少林；雁门关前攻袭辽人之带头大哥，出于少林，以慈悲佛法使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上，化解怨孽，在于少林。当然，有时少林也有忍让过分而导致贪嗅的情况，如《倚天屠龙记》圆真（成昆）之作恶江湖，便与少林之纵容大有关系，他们认为人心可化，而殊不知某些恶徒却是本性难移，等等。

其二，由少林的起源传说，产生了一批侠文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述说了隋唐之际“十三棍僧救唐王”及少林开始发扬光大的传说、关于达摩创少林及历代高僧为少林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也有一些侠文艺作品加以反映。

其三、少林在反清抗暴及抵御外侮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少林曾有过抗倭的壮烈事迹，到清代据说又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由这里产生了关于少林的侠文化传说。明代抗倭名将俞大酞据说与少林大有关系；洪门天地会传说源出少林；文艺作品里又出现了似少林俗家弟子为题材的“方世玉系列”等等。

少林是中国武术之宗、也在侠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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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为内家之宗。

据明末清初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武当派为宋人张三丰所创。据说张三丰是北宋未年武当山的丹士（道士），徽宗召他入京，道遇贼人，梦中元帝授其拳法，次日张三丰孤身杀贼百余人，遂创立内家拳派。

又有的传说，说张三丰源出少林、精通少林精髓五拳十八式，将其统纳于十段棉长拳之中，变战斗搏击之法为御敌防卫之法，风格遂与少林大为不同、因此别树一帜、开创武当门派；又称内家。十年功成，声誉大振、又传出太极、形意、八卦等支派。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写到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张三丰本名张君宝，为少林火工头陀觉远和尚的徒弟、师徒因违犯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了出来，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遂创武当派。

关于历史上的张三丰其人，本名张全一，又名张君宝，三丰是他的道号，因为不修边幅，又被称作邋遢道人。关于他的生活年代，则是各有说法，有的称他为宋人，有的称他为金人，也有说他是元人、明人的。大概因为他在道教传说中十分有名，这才被抬出来作了武当派的祖师爷。这种说法，显然只是武当派为了神化自己，并非历史的真实。

武当派的正式流传，大约开始于明代。武当山虽在唐代就开始建造道观，但真正的黄金时期却是在明代。明成祖朱棣登基，推崇武当道教，调集民工30万人；用了13年时间，在武当山修建了33处建筑群，号称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等，绵延140华里，建筑格局均依经书上的真武修仙故事，由工部设计而成。至今武当山紫霄官正殿梁上仍有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十二年圣王御驾敕建的字迹。三天门绝壁上则有“一柱擎天”四个大字，蔚为壮观。天柱峰顶太和宫又称金殿，殿中供奉张

三丰铜铸鎏金坐像。武当道教的黄金时代从这时开始，武当的武术门派，也是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产生的。

据《王征南墓志铭》，最早传授内家拳见于记载的是陕西人王宗、王宗传温州陈州同，到张松溪手里遂蔚为大观，张松溪，正德元年（1506）前后生于温州，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左右卒于贵州玉屏。张松溪自称得张三丰真传，为武当派第三代传人。他后来游历江猢，又得峨眉真传，创立武当松溪派内家豢，武当派从此名声大震。传说曾有少林僧70 人慕名而不服，上门挑战，松溪袖手安坐，兀然不动，一僧忽从半空跃起，施展连环腿法，想要以少林绝技破其气功。松溪仍是平心静气，只在少林僧攻势将至的一霎那，微微侧身抬手，少林僧便如断线风筝般忽然失了去势，飞出窗外，落在高楼之下。从此武当拳法，无人不服。

张松溪之后，武当派人才济济。产生了一大批武林高手。他们是：叶继美、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阵贞石、孙继嗟、李天目、徐岱岳、余时仲，吴七郎、陈茂宏、卢绍歧、董扶舆、夏枝溪、柴元明、姚石门、僧耳、憎尾等人。

武当派的功法特点是强筋骨、运气功。强调内功修练，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以意运气，以气运身，偏于阴柔，主呼吸，用短手，武当功法不主进攻，然而亦不可轻易侵犯。犯则立仆。

武当战法策略是：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王征南墓志铭》）其总的要求又包括在“六路十段锦”当中。“六路”，的歌诀为：

佑通神臂最为高，斗门深锁转英蒙，

仙人立起朝天势，撒出抱月不相饶，

扬鞭左右人难及，煞锥冲掳两翅摇。

“十段锦”的歌诀为：

立起坐山虎势，回身急步三追，

架起双刀敛步，滚斫进退三回，

分身十字急三追，架刀斫归营寨，

纽拳碾步势如初，滚斫退归原路，

入步韬随前进，滚斫归初飞步，

金鸡独立紧攀弓，坐马四平两顾。

武当功法，讲究“练手者三十五、练步者十八”，又有所谓七十二跌、三十五掌、六路十八法、十二字、存心之五字等。

武当派的拳术套路，有太极拳、无极拳、鹞于长拳、猿糅伏地拳、六步散手、武当太乙五行拳等。武当派的内功，有“洗髓金经”六式（金狮夺毛、凤点头、风摆荷叶、左缠金丝、右缠金丝、刀劈华山）等。武当派的器械，首推武当镇山之宝武当剑、又有白虹剑、太极剑、六合枪、六合刀、松溪棍等。武当派的阵法，在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的有九宫八卦阵、三才剑阵等。

少林出自佛家，有天竺文化的色彩。武当出自玄门道教，中华本上的色彩极浓。少林功夫蕴藏着佛家的慈悲之理。武当功夫源于道家、老子讲“一”讲“道”，庄子讲“广莫之野”讲“逍遥游”，使武当功夫有较浓的想象色彩和审美意蕴，招式的表现也很有诗意，比如下面这些招式，便十分形象化，富于审美的魅力：迎风铁扇、弃物投先、舜子投井、红霞贯日、乌云掩月、猿猴献果、仙人照掌，兑换抱月、铁门门柳、柳穿鱼、满肚疼、一提金、欢推窗、顺牵羊、乱抽麻、燕抬腮、虎抱头等。又如武当派纯阳拳的拳诀：

风吹荷花，左右摇摆，飞云流水，穿连不断，踩步悬肘，运气养性，慢劲快打，环套八法。

这里一方面是内功心法，一方面是形象化的姿态体式，荷花、清风、流水、飞云，使人仿佛想见武当道境的空明灵秀和清仙之气；招数的左右摇摆，绵绵不断，又仿佛使人想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至道玄机，想到天地初开时荒茫混沌的自然之力。

武当的支派有松溪派、淮河派、神剑派、轶松派、龙门派、功家南派等，又有玄武派、北派太极门等。至于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因其出自道家，人们常常将它们归入武当派，也有人认为它们自成体系的。

总之，武当和少林一样，最初是以地域来命多拳系，到了后来便大大超出地域的范围，武当派并不只是在武当山，正如少林并不只是在少林寺一样，它代表了一大批具有类似特点，如主静、主柔、出自玄门道教的武动派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唐代八大家分别是谁具体详细资料

应该是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 *** 。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描写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政见而自请外任。朝廷派他去当杭州通判，三年任满转任密州太守。这首词是熙宁七年（1074）冬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

词的上片记叙此次出猎的情况。苏轼此时40岁便自称“老夫”，颇有悱恻意味。开头说老夫本不该狂，而自己却要聊且发发少年人的豪情狂态。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架着苍鹰，戴上锦蒙帽，穿上貂鼠裘。率领众多的随从，纵马狂奔，飞快地越过小山冈。说明这是一次装备齐全，人数众多的热热闹闹的狩猎。“卷平冈”极言行走之快，可见出猎者情绪高昂，精神抖擞。下面一层写作者为回报人们倾城而出来观看太守狩猎的盛情，他要像当年的孙权那样亲自挽弓马前射虎。孙郎即孙权，《三国志》记载在一次出行中，孙权的坐骑为虎所伤，他镇定地在马前打死了老虎。这就在浓墨重彩地描绘出猎的群众场面后，又特别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少年狂气。

下片以抒情为主，写作者酒酣之后胸宽胆壮，两鬓出现了一点白发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衰老，而更在意的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给他机会去建立功业。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典故；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抵御匈奴有功，只因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而获罪削职。后来，文帝采纳了冯唐的劝谏，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去赦免了魏尚。这里作者是以魏尚自喻，说什么时候朝廷能像派冯唐赦魏尚那样重用自己呢？最后作者表述了自己企望为国御敌立功的壮志，说到那时我一定会把雕弓拉得满满的，向西北方的天狼星猛射过去。天狼星，据《晋书•天文志》说是“主侵掠”的，这里用以代指从西北来进扰的西夏军队。苏轼在结句表达了自己要报效国家，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精神。

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与温庭筠的《望江南》格调截然不同。写此词后，苏轼曾写信给朋友说这首词“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简》），可见当时的作者已意识到词应有两种不同的风格，苏轼在他的一些词作中便是自觉地实践着自己的风格。

二、《江城子•密州出猎》赏析（夏承焘）

这是苏轼四十岁（熙宁八年）在密州作的一首记射猎的词。苏轼写射猎的诗词不只是这一首，与此同时，他写了《祭常山回小猎》及《和梅户曹会猎铁沟》等数首诗。

上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三句，是说自己有少年人的豪情，左手牵着黄狗，右臂举着苍鹰去打猎（《梁书•张充传》：“充少时出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锦帽”两句，写出打猎的阵容（“锦帽”是锦蒙帽。“貂裘”是貂鼠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是以孙权自比，说全城人都跟着去看他射虎（“孙郎”指孙权。孙权曾亲自射虎，马被虎伤，权用双戟掷过去，虎为倒退。见《三国志》）。

下片写自己的雄心壮志。“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三句说自己虽然已经有了白发，但是尚有豪放开朗的心胸。“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是用《汉书•张冯汲郑冯传》的故事（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获罪被削职，冯唐谏文帝不应该为了小过失罢免魏尚，文帝就派他持节去赦魏尚）。苏轼是以魏尚自比，希望朝廷把边事委托他。末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说为了抵抗西北的敌人，要把弓拉得如圆月一样去参加战斗。

与此词同时，苏轼写过一首《祭常山回小猎》，诗中云：“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也说自己犹能挥白羽扇退敌（西凉簿：用西凉州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善用兵，故以此自比。见查注苏诗引《乌台诗案》）。还有一首《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诗，开头两句说：“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三明”用《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颖字纪明，初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都是表示自己虽然是一个书生，也要为国戍边抗敌。

这首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词中不但描写了打猎时的壮阔场景，同时也表现了他要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

在作这词的后几天，苏轼有《与鲜于子骏简》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这首《江城子》可能是他第一次作豪放词的尝试。查朱孝臧先生的苏词编年，此词之前果然不曾见豪放之作；他的豪放作品代表作如《念奴娇》《水调歌头》诸词，皆作于这首《江城子》之后。于此，我认为这首词可以说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从宋词的发展看来，在范仲淹那首《渔家傲》之后，苏轼这词是豪放词派中一首很值得重视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