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成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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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发生在哪一年？

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利用英宗年幼，专断朝政，扩张势力，一时权倾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王振一心欲出兵扬威，于是胁持英宗，率50万大军往大同迎战。八月初，明军进至大同时，也先已率军退走。王振本欲进兵，却在听到其他明军败北的消息后害怕起来，急忙下令班师回京。开始，王振欲经紫荆关回京，想让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以显 *** 势。但大军前进40里后，又突然觉得大军经过会损坏他的田园，于是改变命令，转而由北路经宣府(今河北宣化)由居庸关回师。

本已撤军北归的也先，闻明军突然回师，遂率军突破长城，反扑过来。十四日，明军沿驿路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沙城东南，是由京师至宣府、大同的重要驿站)时，因王振等待其运送他沿途收刮来的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而未能及时人据相距仅20里的怀来城。黄昏时分，也先军追来，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各要点。明军掘地二丈无水，而堡南15里处的河流已为瓦刺军控制，军心因此而动摇。也先指挥军队乘夜发起攻击，明军战不能胜，又饥渴难忍，至天明时已疲惫不堪。也先见一时难以取胜，便令军队稍退，派使诡称议和。英宗于是派两个人前去谈判。王振误以为和谈将成，竟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当的明军将士闻令，急忙向南奔跑，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挥军从四面攻击，大败明军。混战中，明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等50名随从大臣均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激于义愤，击杀王振，而后冲入敌阵，杀数十人后壮烈殉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驿因此而广为人知，成为宦官专权误国、误军的见证。

什么是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又作“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役”。明初，蒙古地区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英宗正统年间，瓦剌部统一蒙古各部。正统四年（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攻明朝。此时明英宗昏庸腐朽，宦官王振掌军政大权，不顾朝中大臣如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反对，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七月，英宗令皇弟朱祁钰留守，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征。八月至山西大同，闻前线战败消息后，王振决定回师。退至离河北怀来县城尚有二十余里的土木堡时被也先率军包围，军队死伤惨重，王振被杀，英宗被也先俘去，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土木之变是什么事件？ *** 明朝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路线图

土木之变是什么事件

土木之变也叫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在公元1449年（即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伐瓦剌的惨败事件。

公元1449年6月，蒙古瓦剌部落大肆进犯明朝边境。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一再撺掇下，决意率兵亲征瓦剌。大部队行至大同的时候，前线不断传来明军战败的消息。宦官王振决定班师回朝，孰料天不遂人愿，王振军队在回退至土木堡时遭到瓦剌首领也先围攻。一番争斗之后，明军惨败，王振被杀，大约66名朝廷重臣也惨死其中，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掳走。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土木之变”或“土木堡之变”。

1449年7月17日，明英宗朱祁镇、王振与随行的文武大臣率数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儿戏般的地开始了亲征。由于准备极不充分，一路之上，“士兵乏粮，僵尸满路”，没等作战便开始严重减员，随行的文武官员纷纷上书劝止前行。王振为这场亲征的始作俑者，对于随行官员劝退这事儿自然是不能同意的，纷纷呵斥前来劝退的官员。

瓦剌首领也先得知明英宗大军赶来，于是佯装撤退，引诱明军深入，打算一举将其消灭。这时，太监郭敬赶到，报告了明军惨败的消息，明英宗吓破了胆儿，打算撤退 *** 京。也许，一开始的亲征并非出自明英宗的本意，大概是被王振怂恿而来的。

这时选择撤退，有两条路线，北路和南路，北路极易遭到瓦剌军队的侧面攻击，非常危险，所以明英宗选择了路途较远的南路。也先见到明军撤退，率军3万一路尾随明军，打算寻找合适的时机一举歼杀。

几十万大军在明英宗、王振胡乱的指挥下越来越混乱，士兵疲弊不堪。八月初十到达宣府时，也先兵马追到，恭顺侯吴克忠任殿军抵御，兵败战死。之后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4万人出战，结局也不容乐观。

骁勇的瓦剌军看到明军不堪一击，胆气顿壮，准备开展决战。

8月14日，英宗大军退到土木堡，这里仅离怀来20里。次日，也先率军赶到，为了争取时间，他身边只有先头部队2万骑兵，但仍然迅速占据桑干河，阿剌知院的数万骑兵也全部赶来支援，埋伏于附近，将明军包围。

瓦剌首领也先深谙战争之道，明军作战能力不怎么样，但是胜在数量庞大。于是，也先假装议和，将明英宗军队内的金银珠宝全部骗到手之后，佯装撤退。被也先军队围困多日的明军得知解围之后，心里落了个大石头。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王振眼看着瓦剌部队离开，立即下令全军撤退。心惊胆战之余的明军，得到开拔的命令，明军行列大乱，士兵争先奔逃。

趁着明军大乱之际，也先率领瓦剌部队四面攻击，混乱的明军一路溃败，损失过半，御驾亲征的朱祁镇也在这场战乱中被瓦剌掳走。明英宗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倘若不一意孤行，听从群臣的建议，还不至于落得个被俘的下场。

明朝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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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达

土木之变：蒙古瓦剌部大败明军的一场战役，因战役地点发生在土木堡，故称“土木之变”。瓦剌部与明朝有朝贡贸易的关系，1449年，也先遣使2000人到北京贡马，而诈称3000人，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品。权宦王振坚持一定要按实际人数给赏，而且大减马价。也先大怒，于该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进攻大同。王振不顾群臣反对，未做充分准备，就挟英宗领兵50万亲征。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听到前线各军屡败后，因惧怕而退兵。回师到土木堡（河北怀来境），被瓦刺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突围不出，王振被护卫将军用锤打死，此即“土木之变”。明军大量军事辎重、衣甲、器械，尽为也先所得，土木之变后，明朝对北方蒙古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口语理解：

土木之变：明朝与蒙古瓦剌部的一场战争，因发生在土木堡，故称土木之变。这场战争明军大败，之后明朝军事对蒙古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处于军事被动防御阶段。

学者观点

谭超：明朝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的华夷观，在太祖即位之初即布告天下召各国来华朝贡，而对于分裂混战却始终为心腹之患的蒙古，明廷根据“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的统治经验，对蒙古各部扶弱抑强，并通过朝贡和互市来拉拢部分蒙古封建主。双方的贡市贸易自明成祖时成为定制，明朝还以回赐的名义送给瓦剌封建主大量贵重物品，以羁縻蒙古。脱欢与也先都十分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往来，随着东西蒙古的暂时统一，明蒙朝贡贸易体制也进入全盛时期。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成为蒙古封建主扩大使团人数的动力。事实上正统年间（1336年——1449年）蒙古历次朝贡，王振几乎都“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元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这就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大规模的迎来送往，使明朝财政不堪重负。明朝方面虽欲扭转局面，但迫于形势而被迫如旧。有学者因此指出：“正统年间的朝贡已经脱出贸易常规成为也先讹诈的一种手段，在此背景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再次遣使朝贡，又虚报使臣人数企图多领赏赐，王振怒极之下，下令以实际人数给赏，即瓦剌所奏请的五分之一，由此惹恼也先习区兵南下，并最终导致 了“土木之变”的发生。（从朝贡贸易的角度看明蒙之间的矛盾）——谭超：《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21期

于默颖：“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的政策演变为一种消极的固守应付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不再与蒙古使命往来，不再派遣使臣前往蒙古高原。明朝虽然迫于瓦剌的强势，不情愿地接受了蒙古庞大的朝贡使团，却坚决不再向蒙古派遣使臣。第二，经济上对朝贡贸易消极应付，多方限制，至嘉靖年间，顽固拒绝与蒙古进行通贡互市贸易，人为隔绝长城南北的经济联系。如限制蒙古朝贡使团人数，限制入京使臣人数，只允许极少数紧要使臣前往京师，其余绝大部分使臣只能留在大同等边境地区进行贸易。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战守无策。明朝形成了主要依托长城（明代称为边墙）“固守边疆”的北边消极防御政策，以修边筑堡，摆边固守作为防御蒙古入边抄掠的一项主要手段。大规模的修边筑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作用却有限，“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不断南下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问题。（土木之变后明朝的蒙古的政策）——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6期

王大伟： 明英宗能不能被称作人质? “土木之变” 后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明英宗朱祁镇是在战斗中被瓦剌人捉住的，因此许多人有可能会认为他是俘虏，不是人质。构 *** 质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到对方控制, 失去人身自由。第二，对于较量双方来说，人质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筹码, 是人质持有方用来要挟对方做出政治让步, 从而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获得更多政治利益的一个工具和手段。工具性和交换性是人质的两个重要属性。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我们对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后的身份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对于瓦剌人来说，他既是俘虏，又是人质。作为单单一种战争的成果、战利品来讲，他是俘虏。而作为用做进一步向明朝施加压力，迫使明朝廷做出政治让步，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来说，明英宗朱祁镇则是人质。——王大伟 慕三英：《明代“土木之变”对于处置战争背景下政治型人质事件的启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学者观点分析：

土木之变是明朝 历史 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使明朝对北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北方侵扰不断。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自然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从土木之变的原因、对明朝与蒙古的影响探讨，谭超认为明蒙之间的贸易关系必然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不过是因为土木之变爆发出来；于默颖探讨了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应付政策；王大伟从明英宗身份看土木之变，另辟蹊径，观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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