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鹤峰土司文化）

今天给各位分享土司文化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鹤峰土司文化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土司遗址的文化内涵

13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元、明、清朝中央 ***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中央委任当地首领担任“土司”，世袭统治当地人民。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土司遗址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以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遗产属性、物质遗存等方面的典型特征与相互关联，共同反映了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表示，土司遗址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美感，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管理体系，从而了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土司遗址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入选世界遗产能够让世界更加了解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悠久的贵州遵义文化

遵义，着名的“遵义会议”就发生在这，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遵义是历史文化古城，因其历史和地域独特的原因，形成了以“酒文化”和“长征文化”为主线的独特文化艺术。下面一起来 贵州文化 中看看。

沙滩文化

从明末至清末三百余年间，沙滩文化蒸蒸日上，方圆约2.5平方千米的沙滩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成了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外交家的摇篮，其中有学者、诗人郑珍，西南巨儒莫友芝和被称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和“全才君子”的黎庶昌等着名人物，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

长征文化

长征文化是遵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强渡乌江……红军给遵义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文物、遗址和遗迹。

国酒文化

遵义是着名酒乡，名酒纷呈，酒厂林立。国酒、国家级名酒、国家优质酒、省级名酒、地方名优酒难以计数。由于荟萃了众多风格独特的高级优质酒以及遵义所蕴含的悠久的酿酒历史和丰富的酒文化。1988年，被中国首届酒文化节评为5个中国酒文化名城之一。

土司文化

土司文化指唐乾符3年（876年）至明万历29年（1601年）播州土司的传承文化。是以中国中世纪古军事城堡海龙囤及杨粲墓为主的包括养马城、云门囤、水牛城、永安庄、播州城、鹤鸣洞等遗迹、遗址，明万历28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后，土司文化沉寂了400年。

建筑文化

我省第一个由私人投资修建的大型文化博物馆绥阳博雅苑，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博雅”取义为“博采文化瑰宝，雅取艺术精华”，是中国诗乡的人文新景观。

诗乡文化

诗乡绥阳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从古至今，诗人、艺术家、作家活跃文坛，名人辈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有20多人、300多人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艺作品2万余篇，出版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书籍100多本。

杂技文化

1976年4月，遵义市杂技团与贵州省、贵阳市杂技团联合组成“贵州省杂技代表队”，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杂技调演。1986年6月，遵义市杂技团组建“长征演出队”，沿红军当年长征路线演出，受到“老、少、边”区人民的好评。1971～1989年，遵义市杂技团演出4062场，观众355.8万余人（次）。

辣椒文化

绥阳朝天椒，早在唐朝中期就开始培育种植，到明万历29年，已作为商品正式上市交易。绥阳辣椒外观油亮、色泽红润、浓辣芬香、风味独特、品质超群誉满海内外，成为全国七大出口名椒之一，作为免检产品出口，多年来一直远销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绥阳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辣椒之乡”。

民族文化

仡佬族历史悠久，商周至西汉时期的“百濮”，东汉至南北朝时代的“濮”、“僚”，都与其先祖有渊源关系。“仡僚”、“葛僚”、“仡佬”是隋唐以后，各个时期对他们的称谓，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仡佬族。

茶文化

湄潭茶文化已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秦汉以来就是当地居民的传统饮品，唐代茶圣陆羽在其所着的《茶经》中对湄潭茶叶评价甚高，称“其味极佳”。湄潭建成了茶海公园、茶叶生态农庄，形成了除饮食之外，包括茶叶包装、茶具、茶馆、茶景观、茶诗词、茶歌、茶书画、茶摄影等集休闲、养性、 *** 为一体的文化特色。

恩施的土司制度是从那个年代实行的

自元朝开始，恩施地区实行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也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当时在恩施推行的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制夷”，也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管理统治的羁縻制度。土司由朝廷颁发印信，每年需向朝廷进贡，并有征调赋役的义务。土司实际上就是本地的土皇帝，其地位世代相袭以保持独家统治特权。他们掌握着军、政、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在土司制度下的百姓皆为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了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

恩施地区土司以明代为最盛时期，当时的大小土司35个，其中宣抚司4个，安抚司9个，长官司17个，蛮夷长官司5个，这些土司的品级也时有变动，有时为宣慰司，有时为宣抚司、安抚司、或降为长官司。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官制度方宣告结束。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存在数百年之久，如今仍有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如久负盛名的唐崖土司皇城、容美土司保留下来的万人洞、万全洞、九峰桥、百顺桥等。在这众多的土司遗存中，唐崖土司皇城遗址是目前全国土司历史文化古迹中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之一。该遗址依山傍水，气势恢弘，其占地面积1500余亩，拥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共历经了三朝四百余年。明天启年间朝廷赐建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牌坊位于土司城中央，威严的土司墓位于土司城后部的玄武山下，墓门外石刻精美，厅门壁嵌有八扇石门，后部为灵寝，并排四间，整墓全石结构，其精雕细刻堪称土墓之冠，显示出了土家族独特的墓葬文化，它将恩施州民族历史文化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近十几年的抢救性发掘和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高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施南土司以金凤冠为代表的各种文物78件和以容美土司的“河图洛书”、“大日如来佛”、“土司大铜钟”、“土司官印”为代表的文物近千余件。这一大批文物已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什么是土司文化

唐代时期，统治阶级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统治制度，施行“以蛮制蛮”政策。在忻城境设置芝州，委任流官管理，同时设纡州、归思州两个羁縻州，用土酋治理，土流并存。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废州设县，派流官治理。明弘治九年（1496），朝庭革流官，以莫氏土司为知县，给予世袭，改忻城为土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庭废土官，改流官弹压，最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将忻城改为正县，结束莫氏土官统治的历史。

莫氏土司源于土族，根于壮族。从莫氏祖先莫保作为忻城县副理，逐步成为忻城的统治者起，历经21代、近5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任土司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接受汉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使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得到不断的修正，逐渐形成了一种被社会集团成员共同接受的理念及行为，形成了特有的土司文化。它支撑着莫氏土司统治忻城近500年的历史。

土司文化有着非常丰富、深广的内涵，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二是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三是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四是民俗文化。

一、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

（一）列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莫氏土司衙署，建筑面积9281平方米，为明朝万历10年（1582）第八任土官莫镇威始建。以后历任土官不断修建、扩建，形成了以土司衙署为中心，包括土司祠堂、 *** 土司府第、汉堂、练武场、土司陵园、官塘、三清观、关帝庙等土司建筑群。建筑是文化的结果，纵观土司建筑群，从选址、建设、装饰、使用等等来看，无不隐含确保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安康、世代相传的理念，也体现了土司忠君报国等思想。

1、从选址来看，莫氏土司衙署打破坐北朝南为吉的传统思想，坐南朝北，建于翠屏山北麓，除认定翠屏山是块神灵宝地外安全胜于传统体制。背靠陡壁险峻的翠屏山，面向宽阔平坦、水源充足的平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理想的基地。

2、从衙署的的布局来看，东面是紧靠衙署的土司祠堂。宋朝理学家朱熹《家理》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先充祠堂于正寝之东”，表明对祖宗的崇拜；接着是三界庙，“三界”是庇护地方安全的神灵；往西是官族府弟、演兵场，关帝庙以及牢固的东、西、北三大城门，确保其衙署安全稳固。而这些建筑，形式与中原地区大型官第建筑几乎一样，由纵向的院落组成路，再由路组成群，其间无不渗透了中原地区常见的形式与文化。

3、从建筑的装饰来看，土司建筑装饰中避开为帝王宫殿建筑中常见的金 *** 彩，大量使用赤色，体现其富贵和权威。建筑群的装饰中，除人物形象外，动物有蝙蝠、蝴蝶、鹿、鹭鸶、仙鹤、喜鹊等，植物的有松、竹、梅、葫芦等，器物的有石鼓，文字的有：“卍”、“寿”等字。这些装饰都体现了土司追求“福、禄、寿”的思想观念。

（二）土司服饰

土县土官是朝庭钦准的世袭官，七品，按朝例，赐予官服、官帽、官带。土官只有在审案、出巡、接待上官或达官显贵时，才穿朝服、戴官帽、系官带，显示其地位和尊严。平时则穿棉制便装。这些便装布料，大多数是土民进贡给土官的棉麻或布，颜色大多是青色或白色。土官冬着青色棉质外套，夏着白色棉麻轻装。款式有对襟短衣，圆领长衫，鞋袜亦用棉布制作，青色或黑色，粗糙暖和。平时着装，除颜色上土官有所限制外，其它的与土民无异。

（三）土司饮食

忻城土县，无论是土官还是土民，其饮食习惯大致相同。主食以大米，其次玉米、小麦、薯类、豆类。节日时做米粉、包粽子、煮五色饭、做糕点、豆腐圆，土民供俸的猎物及鸡、鸭、鱼、肉，饮米酒。举家就餐时，按一定的座次，主位背靠神龛，面向大门，为家中长者就座之尊位，左右两边为次座，子女婿就座，背靠大门为末位，一般为儿媳或女儿就坐末位。土司就餐有佣人专为之斟酒、盛饭、递巾、打扇，下人不得与土官同桌就餐，而且不得坐凳用餐。

（四）土官出行

忻城土县，地处大石山区，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土官出巡游览或从事其它社交活动时，多骑马、坐轿。所过之地，设亭站，供其休息作乐。土民则肩挑背负，徒步行走。土官莫镇威曾修有古月桥等桥梁，开辟山路，为忻城交通作出了贡献。

二、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

忻城莫氏土司，起初是靠武力协助中央王朝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起用而走上政治历史舞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莫氏土司意识到光靠“跃马操戈”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需要制定一定的法规，才能治理好所辖区域。这是一种文明进步。土司法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遵守国家制定的法令；二是自行制定一些规则，用于调整其内部关系；三是民间存在的习惯法规。

（一）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意在“以其故俗治”，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这样做，因而制定各种针对土司的不同法规、律令，要他们必须遵行。一是对土官承袭问题有严格规定，土官承袭必奉“赴阙受职”，“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其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二是对土官反叛、拘衅之犯罪，都要从重处罪“或诛、或降职使用”；三是土司无俸禄，朝廷赐予土地，使人佃耕，但规定“不得典卖”，如有私自典卖，即受法律处罚。四是奉旨征调土兵，不如期而至者；朝贡不按期、按质、按数者等等，都将受到朝廷的追究并处罚。“忠君效国”、遵守国家法令是历代土司为官的宗旨。

（二）在遵守国家律令的同时，莫氏土司根据需要，制定出一些似法非法的，尚不规范的条文，以维持其统治秩序。这些条文分为几个方面：

1、土司家族内部约束条文。如历代土司所写的“训荫官”、“遗训”、“族示”、“家训”等等，意在劝官族成员要读书，明事理，讲忠孝，要耕织，服劳奉养，要学曲艺，勿游手好闲，要行商贸易，要勤俭持家，勿忘本贪财等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为上对土官及官族子弟的约束，起到法制作用。

2、土地政策。土官没有薪俸，其公干支出和生活费用，由国家确定的官田收入中解决，是名副其实的“食土者”。因此，土官对辖境土地具有所有权，任其支配。所以土司把大量的良田沃土占为“官田”“官族田”，由土民耕种，收入全部归于已有；另一方面，土司还把一部分土地按各种劳役情况分给土民耕种，这一部分土地称为役田。如为土司抬轿，给抬轿者一份土地耕种，称为“轿夫田”，给服兵役的土民一份土地，称为“兵田”，还有名目繁多的“挑夫田”、“渡夫田”、“邮递田”等等。这些役田从数量上看，基本能维持其生活所需。另一部分是民田，为农民所有，可以自行支配，种植收获归自己。这些田地除祖传下来的祖田外，大多数是土民开荒而来。

3、土兵政策。土兵是土司拥有的个人武装。土官分给服兵役的土民一份土地耕种，这些土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若有差遣，土兵自备军粮、武器，在土官的带领下保护地方安全，服从朝廷征调，协同官军四处征战，共同承担保家卫国的使命。

4、土司教育制度。明朝之前，忻城没有设立学校，无教育行政机构。明朝初，虽设有县学，但极少有人入学读书而停办。“例不建学”长达近400余年之久。其间只有土司办塾馆，延师教授官族子弟。清朝时期，土官莫振国在土司衙署内设义学三间，制定《教士条规》悬于衙中，让人学之、感之。《教士条规》十六则是莫氏土官一篇较杰出的教学论文，不仅体现了作者经学、史学方面的深厚底功，而且对教学方面也颇有研究。对诸生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做规定得明确具体，严慈相济，告诫与期望并存。

5、民间习惯法规。在土民中由于没有文化，难形成成文的条规。言传身教是他们教育子弟的传统。勤劳是土民衡量人的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在土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勤不富也饱，懒不死也饿。”赞扬勤劳，鄙视懒惰是社会道德教育的准绳。严禁偷盗、抢劫、 *** 、损坏公有财产的行为，敬爱长辈、扶助孤寡、救人之危，被土民誉为美德，以此为荣，长传不断。

三、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

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是土司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礼仪习俗，以及人际关系等等，所有精神形态的东西它影响内部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感，体现出其个性特色。从莫氏历代土司所保存下来的各项条规、诗文以及各种楹联，不难看出其思想理念、价值观念。

（一）推崇孔孟之道，遵循“忠、孝、仁、爱”。

〈〈莫氏宗谱〉〉记载，莫氏历任土司著有《力田箴》、《官箴》、《分田例议》、《训荫官》、《遗训》、《劝官族示》、《教士条规》、《芝州家训》以及诗文楹联，都渗透了尊儒重道、忠君报国、仁义博爱、勤俭持家等思想。如《官箴》“子蒙世袭，恐负君恩，戴星出入，不暇饔飧”，“仁民爱物，为官本根”；《训荫官》“为官有本，慎乃修身”、“祖宗父母，恩罔极矣”；《教士条规》“道统渊源为纲纪万化之本，由尧、舜、汤、文以及孔子，始集群圣之大成……，斯道之传，于今为昭。”；《庙祝记》“荷蒙皇恩浩重，获袭斯土，上既不能竭力，致身少效犬马之劳”等等，这些都是莫氏土司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念。

（二）以农为本，勤俭持家。

忻城是个大石山区，农业是是经济的主要来源。因而历代土司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倡导以农为本，勤俭持家。如莫氏先祖莫保移居忻城后就写下《力田箴》：“将争战之力，瘁厥犁锄，是货不弃地，食为所天。勿荒于嬉，山头岭角皆金珠，勿荒于业，耕耘收获是根本”，告诫子孙要以农为本，勤劳创业。《分田例议》：“凡为官弟，不论嫡庶，均酌以田，食至三世，仍将给田归官”，鼓励官族要开发资源，发展生产，为后世子孙及早创业。《训荫官》“荒田力穑，乃亦有秋”，《劝官族示》：“次要耕田，垄亩犁田之中，服劳奉养在焉。”等等，莫镇威曾在思练建有“劝农停车所”，鼓励土民耕种。把农业生产与人的道德观念、安生立命、祖业传承等联系起来。《训荫官》中还写道：“一日万钱，不过一饱，百笥千裘不过一暧。珠玉非衣，珍宝莫食。吁！宁朴勿华，宁俭勿奢。”告诫子孙莫要贪婪，要勤俭持家。

（三）为人处事要以礼相维，以心相许

莫氏土司虽为一方土皇帝，在为人处事上仍流淌着壮族人民朴实无华、以诚相待、乐施好客等传统。据《忻城莫氏宗谱》记载，始祖莫保“凡来往者，无不以诚相待，以义相恤”，土司莫继清时期，“当其时，男力耕，女知织，农桑之外，别无他事”，“松岭不惊花下犬，彩江常放月中舟”。可见当时朴实的民风。土司莫应朝“待族人以爱，驭家人以宽，严而不酷，内外里堡，感以慈母称焉”。土官莫元相《劝官族示》写到“要读书，则明事理，事从亲兄，爱敬之念油然而生，不但犯上作乱绝其端倪，而暴戾凌人之事亦潜而消。”莫土司的观念及其行为，对改变土族中的陋习，走向文明，起到促进作用。

（四）宗教信仰

原始以来各民族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莫土司运用忻城壮族人民对祖先神灵的信奉，大加宣扬扶持，并建立宗族祠堂，三清阁、关帝庙、观音阁等祠庙，满足人们心理的需要。如供奉“社王”，“社坛”遍布村郊角落，各社自有辖区，区内居民社众，遇到是非纠葛，直曲莫辩，往往相约双方亲诣该社赌咒（盟誓），以判是非直曲，各社订有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各种禁忌，人莫敢逾越。莫氏家族供奉“莫一大王”，称之为莫氏祖先；莫土司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神灵活动，告诫宗族子孙不忘先祖，增强宗族团结，维护地方安宁。如土司祠堂正殿楹联：“数典无忘入庙仰先型永念三朝勋业；受恩罔替绾符承世泽常留百里河山。”思练“六一亭”楹联：“六房虽系六支彻柢算来远近依然同个祖；一族即如一树从根观去亲疏都是一家人。”莫氏土司利用祭祀活动向土民灌输各种思想。如城隍庙大门楹联写到“为人可有良心初一十五何需汝焚香点烛；作事若昧天理三更半夜须防我铁链钢叉。”土司莫景隆还写下了《庙祝记》、《祧庙记》，意在告诫族人要牢记古代圣贤美德和教诲，孝敬祖先，弘扬祖宗的功德。

（五）民俗文化

1、土锦。土锦作为文化艺术品，是忻城土县民间的一种发明创造，它源于土民的生产生活，反映他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土锦以棉线为经线，以各色绒线作为纬线交织而成。织锦使用的是竹笼式的织锦机。主要纹样有几何“卍”字纹、水波纹、云雷纹、线纹、蔓纹、圈点纹；图案有几何图案、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如龙、凤、狮、虎、鹿、喜鹊、蝴蝶、菊花、梅花、桂花、茶花等；主要颜色有黑、白、黄、蓝、红、紫等；主要品种被面、抱褛面、背带心等。

2、山歌

忻城土县的土民在土司统治时期，生活虽然困苦，但他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生活和理想追求，爱唱歌是他们的与生俱来的传统，编出的民歌丰富多彩，世代相传。忻城山歌句式上有五言句式、五三五句式，形式上有勒脚歌喉、排歌，内容上有时政歌、劳动歌、苦情歌、礼俗歌、爱情歌；每年农历春节、三月三、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聚众唱歌的传统习惯，称为歌圩。

3、民间故事

忻城土县的土民在与大自然奋斗的生产生活中，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繁衍生息，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以口头的形式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从思想内容上看，有流传远久的神话故事《布伯擒雷王》；有反映壮族人民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如《俩姐妹》《卡尼和卡勒》等等，反映了壮家人古朴而善良的民风。从形式上看，这些故事短小精干，情节跌宕起伏，曲折而不娇揉，便于记忆，便于流传。

另外戏剧的有师公戏（傩面戏）、彩调剧，乐器的有铜钟、铜鼓，舞蹈的有扁担舞、捞虾舞、采茶舞、狮子舞等。

土司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土司对当时的社会有何影响呢？

土司制度最早出现在元代，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施行的是羁縻治策。两者在完善程度和具体细化方面虽有区别，但其内涵、治理思想和施用范围等大体一致。

一、土司之地的主要内容

在以滇黔桂等西南部为主的边疆地区，封建王朝任命当地蛮夷首领为各级土官或土司，土官土司职位的带下，官职和所任职务不可随意废除，经过批准乃可世袭。如果履职不善或者互相兼并，朝廷当免其职、降职或者治罪。

有些地区在罢免土官土司以后，朝廷改派流官管辖其地，史称“改土归流”。朝廷将土司土官的任用，与当地所置的统治机构相结合。在土司任职衙门亦设朝廷派遣的同级流官，基层事务则由土司、土目等低级土官负责。

土官土司任职的机构仍有羁縻的性质，但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管理。土官土司有正式的品秩，有待遇、有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大体一致。

土司土官的职责，包括在辖区清查户口、收取赋税、统领土军、判决纠纷、维持治安与定期朝贡等。土司土官可统率属于国家军队的土军，土军由土官土司所辖的蛮夷壮丁组成。土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但也接受朝廷的调遣，有上级土官土司率领赴外地出征。

土司土官制度在西南边疆取得了成功，而其关键在于与当地蛮夷社会的特点暗合。受地理气候环境与动植物资源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影响，西南边疆诸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复杂多元。诸族长期、居住特定的自然环境，积累了适应当地生活的特殊经验，与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存在紧密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数千年间外地移民不断迁入，与西南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使西南边疆文化的类型类似于内地，他们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但有经济上自给自足及文化类型接近内地等特点。

因此，西南边疆诸族的主要矛盾在其内部，即诸族内部及相互之间谓资源占有和恩怨长期进行斗争，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或者说西南诸族的斗争主要是在本地，对内地的封建王朝，西南诸族势力则多怀有敬畏之心。

二、土司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土司制度对于当时最大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边疆各族群及其文化与中央王朝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和历史进程等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差异导致了没矛盾和冲突。不同族群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 *** 与中央 *** 讨价还价成为普遍历史现象。

但是，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无法断绝和割舍的，一是历史以来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二世政治军事上的保护与支持，三是各族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些都导致了诸族对中央王朝缺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土司制度，恰好就对于这种认同关系的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土司制度在边疆族群与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关系上，是用过历史的几点上升到统一 *** 下中央与地方的依赖关系。

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当中，土司们借助中央 *** 的文化 *** 政策，学习、借鉴和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发展成为地域色彩浓郁的地方文化，并不断的 *** 、辐射和延伸。

诸如人们早已认同的广东、广西、湘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地方文化，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中华文化性，更没有人能否定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

以云南为例，土司制度建立后，云南的变化是划时代的。明代以前，云南是以彝、白、傣等民族为主的“边夷”地区，从秦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的汉人，都已入乡随俗，被“夷化”了。

土司制度建立以后，广兴学社，各族子弟有机会“举宠学官，教养笛子，使知礼仪，以美为俗。”加上明代大量的内地汉民迁入，云南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成功兼容并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云南文化”。

同时，土司制度的政治认同价值是以往任何时代的边疆政策无法企及的。它和以往的边疆政策区别在于它是 *** 行为的规划性认同建构，是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模式，这个制度产生了两者互补的结果。

土司制度给了边疆各个族群以合法的国家地方行政实体地位，他们成为国家行政单位的一部分，任命、升迁、继承和责罚有了严格的制度程序，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自治权，这一点很重要。它使不同族权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了良性的互动，逐步衍生了对“国家”概念的初步认识，必须相应担负应尽的国家责任和义务。

比如，明朝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叛乱，各地土司响应平叛；嘉靖年间，广西狼兵、湖广土兵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奉命出征，战功卓著。再如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景颇族土司左孝臣率众抗击英国入侵，英勇牺牲，使片马终没有丢失。

浅析土司文化中的服饰文化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教授给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部头目。

    在贵州有四大土司:水西安氏（毕节）、水东宋氏（贵阳）、思州田氏（铜仁）、播州杨氏（遵义）。这些土司家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生存，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可具体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二是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三是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四是民俗文化。

    现在我们侧重分析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中的服饰文化。土官由于是朝廷钦准的世袭官，七品及以上赐予官服、官帽、官带。由于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土官只有在审案时、出巡等重要政治活动时才穿官服、戴官帽和系官带。平时则穿土民进贡的颜色多为白色、青色、黑色棉麻或布等布料做成的便装。冬着青色棉质外套，夏着白色棉麻轻装，款式有对襟短衣、圆领长衫。鞋袜亦用青色或黑色棉布制作，粗糙暖和。平时土官着装除颜色有所限制外，其它与土民无异。

    在贵州四大土司中，以水西安氏中的彝族服饰更具代表性。彝族妇女的服装多为宽边大袖的左衽衣服，在衣服的胸襟、背肩、袖口或整件衣服上用红色、金色等颜色的丝线挑绣各种花纹图案，在衣领上镶嵌有气泡，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陈列的彝族服装就是代表。

    形成这种独特的服饰文化的原因可分析为:主观条件上，土司家族在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性的融合，并吸收了当地居民的部分民族文化，原籍文化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客观条件上，由于屯军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对当地人文环境不适应，使其还保留着自己的原始文化。

      在屯军到达并定居贵州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并吸收部分当地文化，最终在服饰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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