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文学家 书法家谁曾提出退比如山未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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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文学主要表现形式是？

宋代文学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北宋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 *** ，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农民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广大农村从劳乏困疲中解脱出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为与之相应的兴盛局而。冶矿、纺织、瓷器;印刷业也都迅速发达起来.并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新的繁华都市。这一切都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大量书籍得以迅速刊行于世，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扩展了文人学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以致私家著述纷纷问世，其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开封、杭州、成都、扬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则为词的创作扩充了题材，丰富了内容。并由于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间说唱伎艺的高度发展，使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迅速兴盛起来.

宋代文学的总体特点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

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宋人怀旧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追思,其主要审美形式是词,其回思的主要历史时期是三国和六朝.宋词广为涉及三国的人物、故事,可以说是一部词演三国.历史的回顾,包含着现实的动因.现实的感受在历史—三国的遗存中找到对应性对象.咏三国的词人中最称名的是苏轼、辛弃疾.他们所讴歌的三国人物又各有侧重,苏词中最有风采的是周瑜,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写照；辛词最为心仪的是孙权,《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南乡子》：“生子当如孙仲谋.”陈人杰则把咏三国词推向高峰.蒙军铁骑长驱南下,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但还是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国事早已不堪,陈人杰在杭州丰乐楼疾书《沁园春》：“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驱雷驾电,霹雳盖天,历史的回忆中有着现实的轰鸣.宋词中还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时代———六朝.建都金陵的六个朝代,特别是南朝,王朝短命,走马灯似地转换；风习上轻靡浮华,它成为亡国的代名词,浮艳美学的符号化.宋词中言及六朝,南宋的篇数多于北宋,南宋又集中于时事词,时事词则集中于抗战词人.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其中主要有：呼唤“谈笑净胡沙”的谢安,赞美有北伐经历的战将,痛责六朝清谈误国的人物,总结历史教训,引六朝而戒当世.到南宋末年,元人挺进,宋朝灭亡,国破后的感受,更为沉郁悲凉.宋词与六朝,几乎构合为一部宋词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宋词的演变.它体现了宋词背离原初的“花间”特点,从而走向现实、世事、战争和时局的重大趋势,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宋词的审美变化.宋词与六朝,兼具了美学理论和词学史的双重意义.

史学精神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

学者兼史家的,有欧阳修修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以示与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相区别.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说：“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是对《新五代史》成就的恰当评价.

宋代极富盛名的史家司马光,不仅史学根基极深,而且文学素养极厚.《资治通鉴》成为史学和文学（包括审美因素）相结合的范例,有些篇章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溯雪夜袭蔡州》等,都成了独立的文学审美欣赏的对象.

其他,李焘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的史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徐氏幼时历经靖康之乱,铭心刻骨,遂记录三朝宋、金和战之事,而于靖康之变记叙尤详.史料中寓含着编写者的情感和褒贬抑扬之情；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撰写体例上,对《资治通鉴》有重大突破.以事件为中心,搜罗材料,相对独立成体,融纪传、编年为一,书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朱熹和门人赵师渊的《资治通鉴纲目》,按照自身的史学观对《资治通鉴》进行了编类改造；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涉及广泛,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上述宋代史书表现出强烈的史家意识,集中表现为用世的现实精神.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认为：“史者,国家之法典也.”这是对史的功能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强调.从这样的认识起点出发,宋人修史、治史就有显著的目的性.作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的范祖禹写有《唐鉴》,他以宋人和史学家的双重眼光看待唐代的灭亡教训.在他看来,唐是宋不远之“殷鉴”,因此“今所宜鉴,莫近于唐”.而五代纷乱之景象恍若在昨,因此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表现得特别重视.欧阳修私修五代史,其用意正在此.他在史书中表现出特别激愤的情绪,发因亦正在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王安石的七律《读史》以史学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状况以及史家所做的评价.他不满于过去的历史“糟粕”,认为“所传非粹美”,在他看来,历史记载和描述最困难或最难得的是对历史精神的体认和体现,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是王安石重要的历史认识论,从而影响和支配着他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现象、人物的评价和认识,又形成了史学—美学,即所谓咏史—抒怀的有机融合.他的《商鞅》、《诸葛武侯》等诗就是证明.这一咏史现象还弥散到绘画美学领域.李公麟绘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儒雅风采和回纥可汗的降服神情,耀然卷面.在辽和西夏频频进犯而宋王朝软弱无能的现实背景下,画家作此图就曲折地表现了弘扬大唐精神,以振奋宋人士气的意图,他所绘《临韦偃牧放图》也是如此.这就充分体现了宋代绘画审美的历史题材中所透溢出来的现实意识和情绪.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如果说弥漫于唐代社会、思想界是情的话,那么,充溢于宋代的则是理.宋人十分重视对形而上的探究,促进了抽象思辨性思维的发展.而穷道究理,抽象概括,议理论道,当然也就促进了议论风格的发展.

宋人好思、多思.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如苏轼之论风,纵横捭阖,意气高扬,他以贾谊自比,论中遂见贾谊之风采.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认为,欧阳修乃“本朝议论之宗”,苏轼为“古今议论之杰”.苏轼本人也在《与王烊书》中说自己“少时好议论古人”.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欧阳修的《秋声赋》明为写秋声,实为议秋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泼墨如注写洞庭湖景象,却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议论作了铺垫.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在表层结构上是一篇游记文,然而却由游历忽发议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在思路上便出现由景入理的格局.苏轼的《石钟山记》的主旨也不是所有的景象描述所能涵盖的,记游为说理服务,得出议论性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体现了实践性的经验品格.由事、景而引发议论,事、景乃是媒介,这便是前面所说的由形下至于形上,成为其议论方式.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这是宋人议论的重要特点.

宋代文学有什么特点？

但宋人的超脱与达观有时又变得太重功利，这就在宋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另一个特点——享乐之风盛行。宋太祖曾以享乐为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臣的兵权，从此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面造成歌舞宴享之风盛行，生活奢侈无度，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促成各项学问、艺术与技艺、玩好同时兴盛，培养了单纯从诗艺和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在人生思想方面，理学的主体理性自觉意识和佛老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服从封建国家的同时寻求个性发展的意愿，深化了他们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之作，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创作风气，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或侧面，如役使童仆、年节风俗、翁媪口角、亵事杂物等，另一方面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实自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诙诡诮谑人生。宋代文学既充分表现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面，表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需要乃至势利、腐化的恶劣本性，也展示了他们难以排遣的人生烦恼和精神痛苦，表达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学的这种世俗化、个人化的特点，一方面渗透到士大夫文学的各体形式中，诗、文在言志载道的宏篇大制、高头讲章外出现了“犹画工小笔”(欧阳修《试笔》)的精裁巧作、短札小品，咏物题画诗、机趣诗、题跋、笔记、散体赋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则与新兴的市民文学形式相呼应，文人创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学趣味的影响。

宋代文学的特征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 *** ，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更好度表 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 *** 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两宋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古代文学

两宋文学的典型特征：

1、数量巨大：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2、艺术风格：

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

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两宋文学的表现形式：

（1）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2）宋词：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3）宋诗：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4）戏曲小说：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特点佳句

1.宋代文学的总体特点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 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宋人怀旧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追思，其主要审美形式是词，其回思的主要历史时期是三国和六朝.宋词广为涉及三国的人。

2.宋代文学有什么特点

宋代文学特点：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文学特征：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上处于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的过渡阶段，可也出现可一些新的变化，如柳开等人倡导和写作古文，王禹革新诗风和文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风靡一时，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起过作用，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在某方面做了铺垫

3.宋代文学的总体特点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

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

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

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

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

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

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

“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

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

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

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

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

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

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

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

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

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

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

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

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4.宋代文学有什么特点

宋代文学特点：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

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

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宋代文学特征：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上处于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的过渡阶段，可也出现可一些新的变化，如柳开等人倡导和写作古文，王禹革新诗风和文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风靡一时，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起过作用，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在某方面做了铺垫。

5.宋代文学整体上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 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 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 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 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

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 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 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 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6.宋代各个词人的写作特点

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

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

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

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

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

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

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 *** ，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

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

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

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

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

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

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

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

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

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

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

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

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苏轼特有。

7.宋代的小说有什么特点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

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 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

话本是当时“瓦舍技 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 *** 自己的文艺。 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 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 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

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

话本的语言是 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 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

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 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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