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奥访华（蓬佩奥2018访华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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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为什么爱上＂至暗＂这部电影？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似乎特别钟爱一部电影。

日本4月8日报道，安倍晋三当日利用休息时间，在东京有乐町电影院观看了电影《至暗时刻》。

美国4月20日又曝料，在17日前往美国访问途中，安倍在飞机上再次观看了电影《至暗时刻》。

媒体形象对政治人物及其重要，安倍在访美前，连续两次观看这样一部电影，是想传递什么信息吗？

这部造就了今年奥斯卡更佳男主角和更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的传记电影，又有什么特殊含义？

影片《至暗时刻》（The Darkest Hour） ，日文译名“那个拯救世界的男人”，该片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的种种抗争与努力。

丘吉尔最终以清醒的头脑和卓绝的勇气拒绝与德国纳粹合作。在英国国内政治经济萧条的逆境下，他带领英国人民奋起反抗，最终赢得敦刻尔克战役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或许，在安倍看来，这样的情节，与自己和日本当前的处境有些许相似。

4月16日，中断八年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日本东京举行。同日，王毅九年来首次以中国外长身份访问日本。

17日，中国人民 *** 军校级军官团6年来首次访问日本，重启了防务交流。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有了破冰迹象，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外交场合进行了数次会面，尤其去年11月日本经济界派出由250名企业界领袖组成的“史上最大”访华团之后，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日4月19日报道，日本2017年度（至2018年3月底）的出口额中，对华出口额创出历史新高，时隔6年再次超过对美国出口额。

中国的“物联网（IoT）”等需求出现扩大，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的出口起到拉动作用。日本对美国出口，主力产品汽车增长放缓。日本出口对象国的格局发生变化。

17日，安倍晋三可能自认为带着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筹码”，启程赴美访问。

然而，20日报道称，安倍晋三在与特朗普一起打了一轮又一轮高尔夫、吃了一顿又一顿芝士汉堡之后，几乎一无所获地挥别了佛罗里达的阳光。

国内政治丑闻卷土重来，安倍却几乎没有带回任何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在海湖庄园（Mar-a-Lago）安倍和特朗普一共会谈两天，除了打高尔夫，他们抛给媒体的谈资还有，在一次会议上佩戴了相同的领带（日本媒体报道，这是“意气相投”的象征，而且安倍随后主动更换领带，以示顺从），安倍还拿美国人的胃口开了个玩笑，以及特朗普承诺让被朝鲜“ *** ”的日本人回国。

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安倍到达美国当天，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秘密访问朝鲜的消息就给他当头一棒。这意味着，在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的朝鲜问题上，日本可能毫无发言权。

日本媒体此前期待，安倍此行能够完成把美国拉回TPP的任务，但特朗普以“不喜欢”为由，明确表示对重返TPP兴趣不大，双边贸易协定更加适合美国。

当日本在发布会上问到日本是否会像其他美国盟友一样得到关税豁免时，特朗普答非所问，反而强调美国加征关税后对本国企业的提振效果。此外，特朗普再度公开批评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本来安倍有希望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久的首相，但现在关于他自己的加计学园丑闻继续发酵，财务省高级官员因性骚扰指控而辞职，日本 *** 中的裙带关系和包庇纵容引发一系列批评。安倍本人的内阁支持率也跌至2012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言分析称，目前安倍晋三处境艰难，在经济上，其安倍经济学已不攻自破；内政上，官员们的“忖度”（揣摩）等等让财务省、劳动厚生省、防卫省、文部科学省等均出了很大问题；外交上看似顺风顺水，但实际上乏善可陈。4月15日（周日），数万民众包围国会，提出安倍辞职的要求。

这和过去单一的为了反对保密法或反对战争法而要求安倍辞职很不一样，不是政策上内阁与民众出现了分歧，是安倍个人受到了民众的强烈质疑。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安倍晋三能不能成为“那个拯救世界的男人”？中日关系能不能成为安倍的“救命稻草”？长期夹在东西方之间的日本，又将何去何从？

可能正在经历“最黑暗时刻”的安倍先生，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吗？

以上内容来自：观察者网

蓬佩奥访华3小时是谁定的？

2018年10月8日，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外交部长和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 *** 予以简短会见，国家领导人都未予以接见——这在中美历史上堪称罕见。蓬佩奥在北京停留3个小时后，就离开而去。

之前，由于美国制裁中国装备部领导（理由是装备部进口俄罗斯武器），以及在南海挑衅、向台湾进行军事联系并销售武器等原因，中国取消其国防部长马蒂斯来华访问。

有消息称，美国下个月可能从南海和台湾海峡、欧洲和南美，乃至于俄罗斯区域同时军演，以向中国展示可在全球范围打压中国，可同时应付多场军事冲突的能力。

扩展资料

2020年7月23日下午，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故乡的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发表演讲，对中国内政外交进行污蔑。北京时间7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上用中英双语对蓬佩奥的演讲内容予以回击，指出蓬佩奥的所作所为形象地展现了什么叫“蚍蜉撼树”。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8月25日，新华社发表“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

面对美国的经济打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要点

★ 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

★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

★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

★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日益严峻，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以软基建和扩大开放“练好内功”更为紧迫。

应对美国挑战宜多强调“同”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本文系新民晚报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更好度的政体吗？都不是。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但 *** 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 *** 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 “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特朗普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美国防疫物资短缺，特种兵加入做口罩行列。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 *** 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 *** 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诚如 *** 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学习亚洲智慧搞好“软基建”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建造大量组屋。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华为是我们更好度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必须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扩大开放，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扩大开放的决心，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智慧和理性的体现。但在新常态下，中国要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更加重视对大湾区、长三角、海南岛等开放型经济区的打造。如果没有几块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是不利于实现经济转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西方在经济平台与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依然明显，因为西方更好度的技术与人才还都留在西方。疫情后，这些生产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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