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陈映真面摊表达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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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赏析

分类: 文化/艺术 文学 小说

解析:

《夜行货车》作者陈映真，1937年生，台 *** 北人。195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山路》、《陈映真选集》等，另有《陈映真作品集》共十五卷。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是70年代乡土文化论战中的理论骁将。他的前期创作侧重描写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和理想幻灭，色调感伤、忧郁，一部分作品表现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和台湾本省人的关系纽结，充满人道主义情情。1975年后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这期间的作品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民族性题材，明快、理性、嘲代之以过去的感伤，由刻划个人内心情绪转向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陈映真的作品饱含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追求深厚的象征意味和浪漫主义色彩，善于结构情节，长于营造艺术氛围和刻划人物内心。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出狱后写的首篇作品，复杂的题材和深刻的寓意别开生面，标示着他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的转折。小说以女秘书刘小玲与林荣平、詹奕宠的感情纠葛为线索，以跨国公司老板在台湾超越经济的渗透为背景，来展开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了台湾社会工商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病态，也涉及到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走向，从中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回归乡土的愿望。

《夜行货车》的艺术成就，首先得力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围绕爱情纠葛而出现的刘小玲、林荣平和詹奕宏，其感情意蕴和性格内涵已大大超越了爱情框架，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时代意义。从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看，大陆籍的刘小玲是主人公，纽结着她感情的林荣平和詹奕宏皆为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在刘小玲爱情归宿的选择面前，一边是身为刘小玲顶头上司、前程看好、暗地里与她亲炙了两年的林荣平，一边是新到公司一年、有真才实学又桀傲难驯、与刘小玲刚刚堕入爱河的詹奕宏，而最终林荣平却成为詹奕宏的手下败将。这其中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对峙，更重要的是两种人格的较量，是两种人生方向的抗衡，也是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的检视。陈映真在他的名作《将军族》之后，又一次让本省人与大陆人同时登台，并使刘小玲与詹奕宏在“共御外侮”中结合，一同回归乡土，这里寄遇了作者希望从乡土母源重建生存方向的热情和思索。

作品集中刻划了台湾本土的两种知识分子形象。林荣平是一个崇洋 *** 的软骨病患者，从台南乡下的农家孩子，到台湾马拉穆国际电子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他在出卖知识和才能的同时，也出卖了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对洋老板摩根索，林荣平察颜观色，曲意逢迎。他对摩根索的旨意心领神会，手段高超地做了假帐，顺利地通过了太平洋地区财务总裁的检查。在赢得上级的好评之后，林荣平又适时地把功劳归给摩根索，使之大为高兴。当然，林荣平也得到洋老板予以升迁的许愿。这样一个“奴才胚子”。在摩根索调戏中国女职员刘小玲的时候，在他污蔑中国人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待女秘书刘小玲，林荣平则表现出自私、伪善的道德小人面目。他既不想和妻子离婚，又要在刘小玲这里秘密宣泄感情；他对刘小玲虽有过爱，但他更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声名和前程。国际资本的豢养和物质利益的享受，使林荣平成为一个外表堂皇、高贵，内心却柔弱、卑怯的人，一如那“那长尾雉的标本”。

詹奕宏是作品肯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使他的人格形象与公司里那群“奴才胚子”有着天壤之别。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他的性格内涵与演变。他粗暴、善妒，但这类性格弱点在与刘小玲的情感碰撞中逐渐收敛，人性的纯度也在不断提升，因为他和刘小玲的感情源于真爱。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丝毫不能忍受洋老板对中国政治的干涉和对中国人的侮辱，于是有了拍案而起、辞职 *** 的凛然举动。为了今后“再也不要龟龟缩缩地过日子”，他毅然回归乡土。詹奕宏与林荣平这两个形象，既互相映照，又山高水低，昭示出作者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人生的好恶褒贬的价值判断。

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品的象征不仅仅是技巧的、个体的，而是融入思想主题的总体象征。“长尾雉的标本”作为林荣平外表堂皇、内心卑怯的象征，无疑是道德小人的写照；“温柔的 *** ”既实写刘小玲丰盈美丽的青春，也象征旺盛美好的民族肌体；“沙漠博物馆”喻意了建立在精神荒原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景泰蓝的戒指”，表面上是詹奕宏和刘小玲东方式的定情物，实则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夜行货车”则是复兴民族精神、回归乡土的巨大象征。

小说中委婉有致、充满感性的语言，既有现代色彩，又富于民族情思。它对于发掘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烘托小说场景与氛围，阐发作品的主题内涵与象征意义，起着有力的作用。

《面摊》小说感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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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 一面自剖，一面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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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5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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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1937-2016），台湾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本名陈永善，生于台湾苗栗县，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1959年以小说《面摊》进入文坛，曾获吴浊流文学奖、《 *** 》小说推荐奖、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等。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开创中文纪实摄影报道先河。

陈映真手迹。

《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

作者：陈映真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20年6月

在当下读到陈映真小说全集，是一次迟来的回望。回望二十世纪急剧动荡的历史和历史后街上的无名者，回望一位知识人和理想主义者所走过的漫长生命旅程，也是回望一个人，如何与自身的虚无软弱缠斗，在思想和精神上执着探索新的出路，让光进来，照进一个黑云压城的阴霾时代。

写活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

1959年，还在淡江英专读书的陈映真，在《笔汇》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面摊》，奠定他小说的基调：对普通人生命的深切关注，超越界限的人道主义关怀，忧郁怅然的诗性抒情，以及叙事手法的复调性。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早期小说的名篇，小说以康雄的姐姐“我”的视角展开叙事，透过康雄的三本日记，进入一个细瘦苍白的安那其少年哀伤负罪的心灵。在那个充满禁忌的时代，康雄身上那种朦胧的热烈的怅惘的，却在现实中无法深植的理想，那种自我与理想俱碎后死灭的沉沉的悲哀，深深地打动了当时台湾无数年轻人温柔敏感的心，触发了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作家三毛说，这篇小说她“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

康雄无疑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或隐或显地，他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康雄那般忧郁彷徨的青年，张着一双热切而困惑的眼睛，孤独地醒来，怀抱着某种模糊的理想去行动，继而幻灭，终至堕落或死亡。革命者与颓废者、神明与魔障、圣徒与败德者，是酷似的孪生儿，在他心中并存。他是《苹果树》中在破败街巷弹琴画画憧憬着一片“幸福的乐土”的林武治，是《乡村的教师》中心怀家国理想却被战争梦魇吞噬的吴锦翔……

《将军族》中的另一些小说则展现出别样的面貌，它们略显滞涩怪诞，如梦魇般，笼罩着令人不安的阴翳氛围，如《故乡》《死者》《一绿色之候鸟》《永恒的大地》等，这些小说暗自埋藏着历史与现实的骨节，而复坠于人物内心的幽暗不可解中。陈映真用这些密度极大、意涵极深的文字，密密编织成一张张坚实而缠绕的网，在历史与人心的风暴中打捞，网住了一些坚硬的物质，而有意无意漏掉的，则隐藏在笔下人物忧郁的目光里，在放诞的言行中，在隐喻性和寓言体的笔法里，在奇崛陡峭的意象中（如《面摊》中故乡初夏傍晚那颗橙红的早星，《祖父和伞》中那支“像一个神秘的巨灵”“有着一种尊贵魅人的亮光”的美丽的伞……）。这与当时极其压抑的外部环境有关，亦与作者内心的大苦闷尚未找到思想与精神出路有关。

在《将军族》收录的二十四篇小说中，陈映真写活了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他们的离乱浮生，他们内心无名的悲哀。他所书写的，或可用《乡村的教师》中的一句话作结，“是一个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

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

在下一本《夜行货车》中，像从一条幽暗蜿蜒的山路中寻到出口，小说风格转而明晰清朗，骨骼分明。主人公从心灵的泥淖中拔足，进入“华盛顿大楼”。“华盛顿大楼”系列亦是陈映真历经七年“远行”之后重返文坛的作品，从中可看出他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这些小说中，陈映真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他们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消费主义的席卷中，在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中，无声地承受着内心的磨损与异化，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台北漂”的故事，在当下读来心有戚戚焉。

《上班族的一日》中，辞职才一天就感到仿佛被世界抛弃了的黄静雄猛然惊觉：“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云》通过跨国公司女工工会的筹组与失败的真实经历，直指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与日常表象背后那操控一切的庞大权力结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两篇则分别通过军曹巴尔奈和吧女艾密丽的爱情、越战退役美国青年贺大哥寻求心灵救赎的精神流浪记，深刻呈现了无可逃离的战争梦魇对人毁灭性的戕害，亦着力探讨爱的救赎的可能性，世俗之爱（《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爱情）与精神之爱（《贺大哥》中的人道主义之爱、宗教之爱）。“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这些话在当下读来，如一剂猛烈的清醒剂，瞬间被击中，再也不会忘记。

这些小说，更具时代与历史关联性的叙事架构，深入多层次多切面的当代社会现实，是陈映真“人间性”最为集中的体现。

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

在代表晚期风格的小说集《赵南栋》中，陈映真的目光越过繁华都市，投向历史的幽暗岩层。《赵南栋》收录的七部中短篇小说，讲述台湾左翼青年从乌托邦到失乐园、被历史拨弄的悲剧命运，讲述丧乱时代普通人的世代断裂与悲欢离合。一个一个的人，隐入历史的背面，受欺压，被遗忘，而陈映真用小说将他们一一打捞起来，使得大量无法说、不可说的家国身世苦痛经验从幽暗历史地表浮现，全景式还原从日本殖民时期至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乃至亚洲第三世界的历史与个人生活及两者间的交错与悖谬。青春情愫与理想主义交织，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同构，笔力雄阔苍劲、沉郁浑厚，标志着陈映真小说创作和历史反思的最高峰。

陈映真的小说温柔又凌厉，丰富却纯正，径直触碰灵魂。从1959年至2001年，纵观陈映真绵延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历程，他以笔为刀，一面自剖，一面剖世；一面极深地刺向自己和笔下人物灵魂的最深处，一面又极深地刺向高度复杂的外部现实和历史的关节处，内向叙事与外向叙事达到高度统一，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最吸引人的，是一种复杂暧昧又温柔体恤的内心深度，和罕见的对具体的人深刻有力的关怀。他极度真诚，不断地用文字、也用他的社会实践剔除思想和心灵上虚浮赘余的部分，剔除个人气质中对忧郁和感伤的沉溺，不断校正关注和思索世界的思想准线。

自剖与剖世这一核心特质，亦决定了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叙事手法及最终呈现的艺术风貌等。因为这种身心高度沉浸的主体性写作，和一般深具历史意识的小说不同，陈映真没有采用更普遍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而是将其化作一种内向的有限叙述视角。他将幽暗的历史与现实，投影到笔下人物的记忆中，化为他们萦绕不断的梦魇，化为深沉的自省与思索。由此，在他的小说中，对历史、对社会的关注与人物内心“道德律”的自我拷问同时进行，互相缠斗，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正如学者黎湘萍所指出的，“他的思考穿过现实的表面，将已化为灵魂深处的阴影的过去再现了出来。”由此，陈映真的思索愈发真切刻骨。他一面深切关注着后街上的无名者，一面不断返归自身，一直在思索，在一个理想遭禁锢的时代，人如何才是活着？何为人之罪？何为历史之罪？如何创造一个“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他的小说中都是无可选择地背负着历史重压与心灵罪疚的普通人，哀哀无告，或沉默地承受痛苦，或在痛苦中思索、忏悔。他们一生被抛掷、受磨难，却背负着历史的重轭，在为整个时代的错误而忏悔，这其中深刻的悲凉与批判意识不言自明。

在陈映真笔下，世界不再是岿然不动的庞大器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实和数据，而是化作与人血肉相关的生命真实和情感真相，他以高度醇熟的艺术手法将混沌一片的现实与历史密密编织进人心与故事的纹理中。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对人的真正关怀，对信仰与爱的坚定，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与追求，对社会不义、历史罪恶的反思批判，才真正有了坚实可靠的现实落点与情感依托，才如此真实切肤，触碰灵魂。由此，陈映真的小说才真正成为一种“人的文学”，陈映真也被称为台湾的良心、“五四”精神在台湾最后的传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陈映真的小说时，常常在那些受欺凌的普通人和温柔痛苦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令人深深动容的理想主义情感和浪漫怀想。极严酷的现实质地与极浪漫超越性的精神内核，在他的小说中拧成一股紧密咬合的绳索，互为合力。而往深里看，这也正是两个陈映真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是极富艺术气质、热忱敏感的小说家陈映真，一个是厌弃幻想、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改革者、思想者陈映真。由此，陈映真的小说，亦展示了一颗伟大心灵所能触及的深阔面向，一种矛盾而动人的复杂张力。

陈映真什么时候被关进监狱？

1968年是陈映真生命史上最不能忘怀的一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陷入了八年的“牢狱抗战”。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台湾当局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漫长的八年。监狱生活并未使陈映真退缩、沉沦，而且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敏锐了。监牢里造就的力量为陈映真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愈战愈勇，《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等小说就这样诞生于牢狱之中。此时可谓是陈映真创作人生的辉煌时期，他彻底摒弃了以往创作中的感伤、悲怆情调，并将健康向上、豁达欢快和讽喻的风格融人作品之中，思想的觉醒带来了再创作的 *** ，世界级作家的桂冠戴到他的头上。出狱后更一发不可收，《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中篇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相继问世，是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提出的“建立民族文学”思想的立体印证。期间，他的《夜行货车》和《山路》分别获1978年吴浊流文学小说奖和1982年台湾《 *** 》文学奖小说推荐奖。

怎样归纳陈映真的文学理论？

台湾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中有陈映真。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众多骁将中有陈映真，可以说，陈映真的文学理论不仅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拓了航道，而且其思想影响力在读者中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国内的评论家曾将陈映真的乡土文学理论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文学源泉来自生活；文学必须启迪人生；文学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凭借暴力来左右或消灭；文学应建立自己民族的风格，首要是民族的灵魂；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文学要向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认同等。”

陈映真的生平是怎样的？

陈映真原名为陈永善，1937年11月生于台湾西海岸的竹南村。在他两岁时过继给他的三叔。七岁时，因躲避空袭，养父家与生父家一同搬到台北县莺歌镇，此时与他孪生哥哥相聚。九岁时，小哥哥重病身亡，这给他一次身心上的沉重打击。直至很久很久以后，感伤的情绪还笼罩着他的心灵。他回忆到：“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我的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为了怀念死去的小哥，便在发表处女作《面摊》时用了他的名字“映真”为笔名，除此之外，还寓意为反映生活的真实。1957年，陈映真考入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大学二年级时，《面摊》的问世使他从此跻身于台湾文坛。陈映真善写小说，又作评论。发表小说时的笔名为陈映真，而发表评论文章时的笔名则是许南村。台湾著名学者、评论家吕正惠教授曾将陈映真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自传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反省时期及政治小说时期。统观陈映真的创作历史，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创作足迹。1959年至1961年是他的自传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基调是“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他在自剖式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写道：“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剧而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他自己所剖析的那样，破败的家乡市镇、贫困的哀愁、苦闷的情绪，以及远离故乡这样愁思，无一不在《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死者》、《故乡》、《祖父和伞》等篇小说中找到影子。这一时期，陈映真还在现代派超现实主义的圈子里盘旋、惶惑、迷茫、充满凄苦和无奈。他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大多在失败中走上自杀的道路。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那个充满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康雄、《乡村教师》里在幻灭中发狂自杀的吴锦祥、《故乡》中的那个终于堕落的哥哥、《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等等，都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他们都怀着极旺盛的理想，但都缺乏将理想付诸实施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看到理想的美好，却不愿为实现理想而付出代价；他们只想走平坦而有鲜花的大道，却畏惧崎岖长满荆藜的小路。这种用生命赌明天的、有着浓重感伤情绪的城镇知识分子形象的再造，正是此时期由于养父去世、家道中落的悲剧使陈映真处于人生彷徨阶段的真实写照。

这些作品，无疑打上了自传体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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