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冀仕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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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圆券是谁的主意？人名是三个字的。

答案是王云五！

金圆券是 *** *** 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

背景：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后，法币的极度膨胀给 *** *** 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而 *** *** 无法遏制法币极度膨胀，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以解燃眉之急。

1948年5月，国民 *** “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 *** 内外一阵喧哗。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无法胜任财政重责。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蒋多次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蒋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 *** 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 *** 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 *** 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 *** 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 *** 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由于 *** *** 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是“奇迹”可谓昙花一现。“打虎英雄”蒋经国受扬子案致命打击被迫辞职离沪，金圆券发行极剧膨胀引起物价狂涨。10月26日行政院被迫变通策略，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 *** 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 *** 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 *** 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 *** 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 *** 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 *** 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 *** *** 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 *** 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 *** 的情况下， *** *** 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01期 作者：李金铮 原题为《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谁提的？是什么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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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表示面额的汉字究竟是谁写的，社会上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董必武写出的，有人说是中国人民银行首行长南汉宸写出的，还有人说是当时总行研究处处长冀朝鼎写的，因为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或者说不完全对。

一.董必武为首套人民币题字

我为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起，至今已经发行了五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从1元至50000元12种面额，60个票种。前面已经介绍，这些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是由当时任华北人民 *** 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同志所书写。这是因为一方面董必武同志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都有是在董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且“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也是由他首肯并上报中央批准的。当南汉宸说明想法后，董必武同志非常谦虚地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后来在南汉宸同志再三请求下，他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许多字，有些字加“贰”字还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这些字经过南汉宸筛选，后来就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上了。董必武的字被称为“柳体”，刚劲挺拔，俊俏舒逸，为第一套人民币增添了不少色彩。

二.马文蔚为第二套人民币题字

第二套人民币及以后各套人民币上的汉字出自何人之手，由于档案没有详细记载，一直是个迷，这个谜底直至30多年后的1983年才终于被揭开。原来，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是由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任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先生所书写。

1950年初，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套人民币改革的设想便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为设计好这套人民币，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负责征集人民币上的题字，而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王显周负责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的罗工柳和周令钊等设计人民币上的图案。据马文蔚先生回忆，那是1951年的一天，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延用笔，中午休息时，将马文蔚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南汉宸拿出笔问：“你看这支毛笔怎么样？”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贵的宫延用笔，便说：“真是好笔！”南汉宸说：“你写几个字怎么样？”马文蔚这才注意到，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虎皮宣纸。马文蔚问：“写什么呢？”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马文蔚提起笔，按照南汉宸的意思一连写了好几套“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字。当时白宣纸用完了，就写在各色虎皮宣纸上，有 *** 的，也有绿色的。写完后，马文蔚已意识到他写的字可能会用在人民币上，便说：“写的不好，如果哪个有用，可剪开挑一挑。”南汉宸仔细筛选后，挑出一套较好的放在一边，然后把征集到的其他墨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最后还是选定了马文蔚的墨迹。不久，这些字便出现在了第二套人民币上。以后在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票面上的面额汉字改用了印刷宋体字，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六个字仍然沿用。在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又重新把面额文字由印刷宋体改成了马文蔚的手迹，同时把行名和面额汉字中的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异体字改成了正体字，旧体字改成了新体字，但仍用马文蔚的书体。

那时，人民币的设计和人民币上的题字是作为国家机密不能泄漏的，所以，几十年来，马文蔚守口如瓶，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篇文章促成了这一多年的秘密终于大白天下，那是1983年3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员的马文蔚先生在翻阅3月1日《山西日报》时，偶然发现一篇将人民币是题字者说成是冀朝鼎的文章，没过几天，《新民晚报》也刊出同样说法的文章。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马文蔚当即提笔给中国人民银行部行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实真相。恰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设计的第四套人民币准备将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书体改成简化字、正体字或新体字后仍在新版上使用，正需要确认第二套人民币上书法的作者。于是，便派当时任国营五中一厂（现北京印钞厂）设计室主任的张作栋、设计师陈明光（现为设计制版分厂厂长兼设计室主任、高级工艺美术师）赴山西，走访了住在阳曲县的马文蔚先生，在听完马文蔚回忆当时给人民币题字的详细经过后，向马文蔚出示了随身携带的题字原稿，得到了马文蔚先生的确认。这份原稿真迹是北京印钞厂的1号档案，上面的字是用剪下的单个字拼成的，其中，“中、国、人、银、行”五个字的纸地是白宣纸，“民”字写在绿色虎皮宣纸上，其余面额汉字均是写在 *** 虎皮宣纸上。“民”字由于黑色墨笔字写在绿色的虎皮宣纸上有些靠色，制版时用白色勾边。为使第四套人民币上汉字书体保持一致，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确认第二套人民币上汉字的书法作者，张作栋、陈明光还在曲阳县人民银行会议室里，用带来的毛笔和宣纸，请马文蔚先生再写这些字，并让他写繁体、简体几种写法，还现场拍下了照片。由于马老已近80岁高龄，且多年不曾练字，写字时手抖得很历害，写出的简体字基本上不能用。马老自己也说：“现在年纪大了，又这么多年没写，手颤抖，写不太好了。不过现在的字飞白笔多，金石味强一些，但精神差一些。当年写的我认为也不太理想，如‘银’字写的不算太好。”后来，由于马文蔚先生写的简体字无法用于第四套人民币，只好由北京印钞厂设计室主任刘延年、设计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李文、陈明光、宋广增等人对原稿反复揣摩，按原作风格，对繁体字“国”、“银”、“圆”，异体字“贰”和旧体字“角”作了精心挖补、修改，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四套人民币上标准的简体汉字，它仍保留着马文蔚先生的书法风韵。第五套人民币上的行名仍沿用第四套人民币上的字体，但面额汉字又改成了印刷宋体字。

张作栋、陈明光回京后，又将马文蔚先生重新写的字与原稿认真作了笔迹鉴写，然后，写出了《关于马文蔚书写“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字的情况》认定报告，其结论部分如下：“第一，从马文蔚同志谈当时书写情况，特别是说明字是写在虎皮宣纸上的，是方块形写成的字，和我们所存原稿相对是一致的。第二，从这次书写的字体、字形及笔法看，虽多年未写，年纪也大了，字看来苍老一些，但原稿相比较笔迹还是一致的。”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认定：“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人民币面额汉字的书写者是马文蔚。并一次性发给马文蔚5000元人民币作为稿费。同时，为了表彰马文蔚先生对金融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对工作的严谨作风，为改善其住房条件，特拨专款14000元。1984年7月21日《北京晚报》发出消息：“题在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为马文蔚书写。”至此，这一历史事实才为世人所知。

马文蔚先生是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黄寨村人，生于1904年。他性格刚毅，博学多才，尤善书法。他为人民币的题字很多人认为字形与魏碑相似，而基本笔画仍属隶书。但据有人考证，这种字体叫“张黑女”碑体，它是北魏碑体的故名，被认为是北魏碑体中的精品。此书体苍劲端庄，独具匠心，自成一体，实为人民币增色不少。1930年，马文蔚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后供职于中央造币厂当审核主任，还曾在孔祥熙部下做过事。1949年6月，经 *** 介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曾任参事、金融研究员。1952年调到陕西省分行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老家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务农。此间，马文蔚先生不甘寂寞，又开始研习医学，普救世人。粉碎“四人帮”以后，马文蔚先生出任阳曲县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8年3月29日，马文蔚先生留下了永远流传于人民手中的墨宝，在老家阳曲县病逝，享年85岁。上图为第一套人民币50000元。

冀朝鼎的介绍

冀朝鼎（1903—1963 ），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其弟冀朝铸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1927年入 *** 。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命潜伏主导经济工作，其策划的法币与金圆券致国统区经济失利。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谁题写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而“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正是董必武同志题写的。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分散在华北的各个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适应人员、物资的交流需要，解放区急需建立起统一的财政金融机构。

1947年9月14日，时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的张鼎丞和 *** 中央华东局 *** 书记 *** 致电中央工委，指出“为适应前线作战，中央应立即创办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越快越好”。

中央工委主要负责人董必武在接到张鼎丞、 *** 电报后，立即找到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宸商议。南汉宸指出，钞票制版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确定银行名称是当务之急。

根据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当时对于张鼎丞、 *** 提出的“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的名称，董必武同志都不是很满意。而当时，由于普通民众对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是怨声载道， *** 的中央银行，早已令老百姓谈虎色变，若叫“中央银行”，恐怕人们很难区别此“中央银行”非彼“中央银行”。

在与何松亭同志商量的过程中，这位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行长提出，既然我们的军队称“人民军队”，我们的 *** 称“人民 *** ”，何不将我们的银行也称“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得到了董必武同志的认可。“人民”两个字，说明了这个银行的性质，它是人民的，大众的，而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某个财政金融寡头的；同时，也表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是未来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

据已故钱币专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流通处处长及计划司副司长等职的石雷同志撰文回忆，董必武同志在拟定银行名称时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

1947年10月2日，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 *** 、常委董必武，在西柏坡发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鼎丞、 *** 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指示让董必武组织筹备工作。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了。

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 *** 第三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华北人民 *** 主席的董必武在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会上，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而“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正是董必武同志题写的。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男，湖北省黄州（后改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中国 *** 创始人和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 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扩展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英语：People's Bank of China），简称人民银行、人行或央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也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总行位于北京，主要职责是拟订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等。

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是中国 *** 在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1948年12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组建，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是世界上资产最大的中央银行。

参考资料：河北党史网-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究竟是谁写的？

冀朝铸为何在周恩来尼克松握手照片里被抹去？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很困惑。。。

我也看了下照片。。。不能称之为“抹去”，两张图片有时间先后的问题。

仔细观察两张的异同可以发现，【1】没有冀的那张是一开始拍的，尼克松的腿还是迈开的，刚下飞机，天朝记着趁着高大的冀还没有过去之前先拍了张照片。【2】有冀的那张是天朝记者拍完之后，冀马上凑上去开始翻译，估计美帝记者看尼克松站稳了，也开始拍了。。

之于天朝为什么这么安排，估计就是冀太高大了，会影响领导形象。有了这个时间差，既不耽误事，又拍了张好照，同时让美帝看看，咱中国人的营养是很充分滴，基因是很优良滴，也有大个子，哈哈。。。

纯属个人主观臆断，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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