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潘恩1766年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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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共济会论文和他在兄弟会的成员问题

Shai Afsai MPS是一位罗德岛州东普罗维登斯市雷德伍德35号庐的大师美生。

托马斯·潘恩(1737-1809)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最活跃、最多产的激进分子之一，也许是“第一个把革命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的人”。他写作并争取美国从英国独立，鼓励废除奴隶制，帮助形成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主张英国 *** 的重组，主张取消死刑，参加了法国的立法机构，和“制定的第一个设计现代福利国家”等活动。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直接影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甚至可能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在他死后很久，他的著作仍然是全世界争取自由和人权斗争的主要文件。但是，《常识》、《危机》、《人权》和《理性时代》的著名作者，有时甚至是名声狼藉的作者，与共济会秩序有什么联系呢？

在《托马斯·潘恩：自由的传道者》一书中，杰克·弗拉赫曼写道，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质疑潘恩是否是石匠的一员。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加入的具体日期不详，也没有具体的分会。尽管如此，把共济会的成员资格归于潘恩还是很常见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总会倾向于出版把潘恩列入著名共济会会员名册。俄勒冈州总会(Grand Lodge of Oregon)发布的信息手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先贤祠里的石匠包括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人。”各种共济会网站继续对Paine和共济会做出类似的声明。

在《跨大西洋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潘恩与革命时代》一书中，伯纳德·文森特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托马斯·潘恩、共济会和美国革命”，并从几个方面解释了人们倾向于把他视为共济会员的原因：

在我看托马斯·潘恩传记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很好奇这个事实，突然间，在短短几周或几个月，就像魔术一样，潘恩从他模糊的单调生活在英格兰做裁缝和税务官转移到美国文学和政治舞台，成为，近四十岁时，革命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个在自己的祖国几乎是失败者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结识了殖民地中最著名的人物，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他们的朋友呢？如何解释他上升的速度之快和他荣耀的突然？有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已经提过好几次了)是这样的：潘恩成为共济会会员，而且他首先在美洲，然后在英国和法国，都得到了某些分会或某些会员的帮助。

然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文森特反对这一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共济会的成员，但对潘恩的这种说法却没有同等的支持。

关于潘恩共济会会员资格的断言，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1803年至1805年间，他从英国和法国回到美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自由砌体的起源》(Origin of Free-Masonry)。对某些人来说，潘恩对共济会的好奇，以及他决定写关于共济会的文章，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是一名会员。然而，文森特拒绝这样的推理：

潘恩对共济会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就是180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共济会的起源”的长文。但这并不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细节或事实更能证明潘恩是位会员。他在英国没有正式入会的迹象，在美国没有，在法国也没有。当被问及潘恩的会员资格时，英国联合总会(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只能这样回答：“由于没有他入会的任何记录，因此，只能假定他不是成员。”

虽然潘恩本人不一定是会员，但他肯定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是成员。例如，为了逃避煽动叛乱的指控，潘恩逃离英国后住在法国，他住在尼古拉斯·德·博内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和他的家人家里。塞缪尔·爱德华兹(Samuel Edwards)将博内威利描述为“一个积极的共济会成员”，他“相信共济会的原则和目标，如果应用于世界上的疾病，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1797年到1802年，潘恩一直住在巴黎的博内维尔家中，最终，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跟随潘恩来到了美国。弗拉赫曼认为，在潘恩住在巴黎期间，博内威利向他介绍了共济会的哲学和神学(Theophilanthropi *** )。

William M. Van der Weyde，在《托马斯·潘恩的生平和作品》，也提到了潘恩的共济会关联，同时强调这些友谊不是他属于兄弟会的证据：“潘恩是一个有趣的和高度指导关于共济会的起源论文的作者。但是，尽管他的许多朋友毫无疑问都是秩序的成员，却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潘恩是共济会会员 。”同样地，蒙库尔·丹尼尔·康威(Moncure Daniel Conway)提出，“潘恩与尼古拉斯·德·博内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和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普斯(Charles Francois Dupuis)在巴黎的亲密关系——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共济会式的思考——充分说明了他对共济会这一主题的兴趣”，尽管他本人可能不是共济会成员。1810年，在佩因死后，博纳维尔的遗孀出版了他的《共济会的起源》，尽管她在书中省略了一些可能被视为蔑视基督教的段落。其中大部分在1818年的一次印刷中被修复。潘恩在《共济会的起源》一书中的中心前提是，共济会的秩序“是源自古代德鲁伊教的宗教遗存；他们像波斯的博士(the Magi of Persia)和埃及赫利俄波利斯的祭司(Priests of Heliopolis)一样，都是太阳的祭司。“来自德鲁伊的想法并不是由潘恩开始的，同时由他之后的其他人进一步发展。然而，根据潘恩的说法，这个德鲁伊的起源是共济会真正的和最深的秘密，从那里延伸出所有的仪式和石匠从事的秘密隐藏：

恐惧是保守秘密的天然源泉。当任何一种新宗教超越了一种旧宗教时，新宗教的教授就成了旧宗教的迫害者……当基督教超越了德鲁伊教的时候…德鲁伊成为了迫害的对象。这自然也必然会迫使他们中那些忠于原来宗教的人，在严令保密的情况下，秘密会面。他们的安全全靠它了。一个假兄弟可能会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命走向毁灭；在德鲁伊宗教的遗迹中，就这样保留了一个机构，为了避免德鲁伊的名字，它取用梅森的名字，用这个新名字进行德鲁伊的仪式和仪式。

共济会的作者阿尔伯特·G·麦基(Albert G. Mackey)打趣道，潘恩“顺便说一句，他对共济会的了解和对德鲁伊教的了解一样少”。他称这篇文章“轻浮”，潘恩“在他自以为是地想要论述的主题上，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主义者”。的确，从《共济会的起源》中可以明显看出，潘恩对这门手艺并不十分精通，尽管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在创作时不是一个会员。然而，潘恩的总体基调表明，他是一个局外人，试图评估秩序里是什么，而不是它的成员，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表明，他在创作《共济会起源》时不是一个会员。例如，在参考了肯特郡的省大师乔治·史密斯在《自由石匠的使用与滥用》(1783)一书中关于共济会的某些陈述后，潘恩总结道：

有时，在写作和谈话中，人们会无意中流露出一种表情，这种表情会暴露出他想要隐藏的东西，史密斯也是如此，因为在同一章中，他说，“德鲁伊们，当他们致力于写作时，使用的是希腊字母，我敢断言，德鲁伊们最完美的仪式和仪式的遗存是保存在人类中现存的石匠的习俗和仪式中。”“我的弟兄们，”他说，“也许能比我自由向公众解释的还要准确地找到他们。”“这是一位石匠大师的自白，他无意让公众理解，石工是德鲁伊教的遗留物……

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位石匠大师之口，而是出自一位猜测石匠大师知道并可能无意中透露的秘密的人之口。佩因是个局外人，他误把史密斯的个人猜想当成了无意中的坦白。如果潘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是美生大师，他会是学徒还是同行呢？很难说潘恩对共济会的起源和哲学有多好奇，以至于他认真地写了关于兄弟会的文章，也开始了手工业学位的学习，但他并没有等到写完论文才开始。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案例，因为在《自由砌体的起源》一书中，潘恩认为石匠大师可以获得关于兄弟会起源的信息，而其他石匠却一无所知。他的文章开始：

共济会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或学位。1.学徒。2.工员。3.大师。新来的学徒只会使用一些符号和标记，以及一些步骤和词汇，通过这些，石匠们可以互相认识，而不会被不是石匠的人发现。工员在砌筑方面比新来的学徒好不了多少。只有在大师的会庐里，关于砖石建筑起源的一切知识才得以保存和隐藏。

尽管托马斯·潘恩关于共济会起源于德鲁伊教的理论可能会让现代共济会听起来古怪甚至无礼，但它更好度是在历史背景下看待。首先，要记住，在英格兰，德鲁伊有时被理想化为纯粹和原始凯尔特文化的高贵代表，而这种文化被罗马人误解和诬蔑。

其次，值得记住的是，早期共济会成员经常提到与古代德鲁伊的文化联系或亲缘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威廉·斯蒂克利博士，他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兄弟会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斯蒂克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巨石阵(当时被认为是德鲁伊教的遗迹)，他认为他于1721年创办的共济会代表了古代石阵部分的遗迹。学者史蒂文·布洛克解释说：“像斯蒂克利这样有学问的绅士认为共济会的历史、形式和仪式与遥远的原始世界有直接联系，这些原始世界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想象中若隐若现，有望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上帝和世界的本质。”

的确，1723年英格兰总会 *** 记录说“有些人认为还有一些好的砖石建筑的遗迹…在罗马人入侵这个岛屿很久以前，作为凯尔特人的殖民地，古高卢人和古不列颠人就建造了凯尔特式的建筑。一份1730年的共济会论文在1738年的大洛奇宪法中重印，认为“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人们可以在德鲁伊教的传统中“发现一些东西，至少像砖石”。1769年，韦林斯·卡尔科特援引德鲁依来为共济会的秘密仪式辩护，德鲁依会惩罚任何“发表或亵渎他们的秘密”的人。威廉·哈钦森(William Hutchinson)在其1775年出版的《共济会精神》一书中自豪地写道：“我们……大胆地说，我们保留了德鲁伊教的仪式和教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多；在我们进入砖石建筑的第一阶段时，他们的许多宗教仪式从遗忘中被保存了下来，否则它们将永远沉睡。同年，威廉·普雷斯顿写道：“据说德鲁伊教保留了许多类似于石匠的用法；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它们的主要内容。”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因此，共济会的学者们认识到历史学家们必须忽视砌体和德鲁伊教之间的任何直系的、历史上的联系，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相当数量的早期的工匠们表达并欣赏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托马斯·潘恩的文章，无论有什么缺陷，都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

如果他开始攻读学位，潘恩可能会想要他们提供的所有知识，并会等到获得这些知识后再完成论文。更有可能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兄弟会的一员，而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作，尽管他在这个团体中有亲密的伙伴。

大卫·哈里森在他发表于今天共济会的关于潘恩的文章中推测道：“如果潘恩真的加入共济会，那应该是在美国革命时期，他的生活是当时社会精英的中心，他与富兰克林、华盛顿、拉斐特和门罗的亲密关系表明他毫无疑问知道他们共济会的成员身份。”然而，潘恩的《共济会的起源》表明，尽管他与这些人关系密切，但他当时并没有加入共济会。多年以后，大约在1803-1805年，他仍然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作。

尽管潘恩可能不是共济会的成员，但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符合共济会的原则。例如，在《理性时代》中(《共济会的起源》一开始可能被认为是其中的一部分)，潘恩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

我信仰一个上帝，仅此而已；我希望在此生之外还有幸福。我相信人是平等的，我相信宗教的责任在于伸张正义，热爱仁慈，努力使我们的同胞幸福。

这些话，可以说是共济会的一环，促使共济会历史学家约瑟夫·福特·牛顿(Joseph Fort Newton)写到潘恩：

托马斯·潘恩…虽然不是美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关于共济会起源的文章。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是第一个提出“合众国”这个名字的人，他不是一个怀疑论者，而是相信“人人都同意的宗教”，即上帝、责任和灵魂的不朽。

同样，文森特在《大西洋的共和党人》一书中总结道，尽管潘恩“可能从未加入过任何特定的兄弟会，但他仍然积极地同情共济会运动及其信奉的哲学。”

尽管伏尔泰在去世前不久成为了一名美生，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潘恩在创作《自由砌体的起源》和几年后的1809年去世之间成为了一名美生。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肯定不是共济会员，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兄弟会的。然而，尽管“共济会的万神殿”可能容不下托马斯·潘恩，但这位有影响力和有争议的人物仍然与共济会保持着联系，这仅仅是因为他与一些兄弟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他写了一篇关于共济会起源的耐人寻味的文章。

参考：

[1] *** 词条：Thomas Paine

[2] Shai Afsai, "Thomas Paine's Masonic Essay and the Question of His Membership in the Fraternity ( y.org/pdf/2010_04_sample_article.pdf)."

托马斯潘恩生平简介是怎样的？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年轻时做过裁缝、教师和税务官。1774年到北美后投入独立革命运动，历时13年。在此期间，他担任过报刊编辑、格林将军的副官、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宾夕法尼亚议会秘书等职务。

美国独立后，潘恩于1787年回到欧洲，往返于英法两国，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1802年以前，主要在法国，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做过国民议会议员。在法国议会，潘恩站在吉伦特派一边，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雅各宾党专政时，取缔外籍议员，潘恩被囚禁于巴黎卢森堡监狱(1793年12月)；在当时美国驻法大使门罗的营救下，潘恩于1794年获释，出狱后仍居住在法国。1802年，再度去美国。这时他对美国国内政策的观点遭到联邦党人的攻击。1809年，潘恩病死于纽约。

托马斯•潘恩：没当上“国父”的美国体制之父

美国革命之父

《常识》不是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面向普通大众的革命政治宣传材料。它直白而生动地宣扬共和思想，煽动与英帝国脱钩、与历史决裂，打破了殖民地人们在英国治下长久依附的幻想，为大陆军发出了征兵的号召，作用与中国辛亥革命前的邹容、章太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775年——《常识》发表的前一年，北美革命的首脑机关大陆议会中，还只有1/3的成员希望彻底摆脱英国统治。华盛顿在餐后还会照例向英王乔治三世祝酒，杰斐逊还说著：「在英帝国中，没有哪个人比我更热爱与大不列颠的联合战线了。」当然，大陆议会也攻击英国统治，但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不攻击王权，只是反对国王的大臣和议会。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摆脱英国统治和英国王权，至少他们在当时感到时机尚不成熟。直到《常识》大获成功，表明时机已成熟了，证明了革命党的纲领和理念说到了美国大众的心坎上，使得大陆议会强化了将革命进行毕竟的决心。

《常识》在1776年初发表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不足200万自由民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就售出了12万份，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售出了50万份，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喜欢在酒馆中高声读出来其中的内容，它直接将殖民地骚乱升级为一场革命。其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句子，比如「太阳绝不是因为更有利可图才照耀大地」，「我们有这种力量，来让世界重新来过」，充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里面也有不少直指英国统治的尖刻语言，比如「人类团体中再没有比下议院更怕失去自个的特权了，因为他们在出卖自个的特权」，让饱受沉重税负之苦的美国各阶级击节叫好。

历史学家称那一代美国人曾「两次出生」，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又经历了大革命时代这样的思想洗礼，作为崭新的美国人又重生了一次。华盛顿在1776年1月31日称，「《常识》这本小册子中包含了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约翰？亚当斯也说：「假如没有《常识》作者手中的笔，华盛顿手中的剑也是没用的。」

《常识》为匿名发表，署名是「一个英国人」。小册子最初定名为《显著的事实》（Plain Truth），在朋友的建议下才改成了带有启蒙哲学色彩的《常识》（Common Sense）。《常识》的最大优点，是在不丧失政论文体的哲学基础的前提下，第一次向普通大众浅白地阐述民主共和思想，而不再像此前欧洲各国民主派那样只进行知识分子间的对话，《常识》是一个综合了大众和精英气质的文字。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他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

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在军旅中写就的《美国的危机》延续了《常识》的风格：以普通人的直观享受说理。他说：「上帝之所以在美国和英格兰之间设定巨大空间距离，就是为证明英国统治北美的不合理性。」这种有点不讲理的方式直接命中了人们的直观享受，效果胜过了一打理论阐述。他的理论与行文对后续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杰斐逊承认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引用了潘恩的著作，并以此为傲。

可以说，潘恩彻底的甚至乌托邦式的民主化倾向，是潘恩著作早期掀起巨大浪潮的原因，也是作者跻身革命元老的资本。但是随着新 *** 的建立，潘恩和其他国父的政见分歧逐步显现出来。

潘恩以为，普罗大众在 *** 中对重大问题所发出的赞同或反对的集体声音是能够作数的（有点类似 「鼓掌通过」），靠它来决策公共事务的效果不会比专业的政治精英来代行的效果差。而联邦党人亚当斯称他所赞赏的模式为「醉醺醺的乌合之众」，汉密尔顿则直截了当地表示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以为英国 *** 是世界上更好度的 *** 。

潘恩和联邦党人的分歧，不是是否需要一个像样的联邦 *** ，而是是否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联邦 *** ，是贵族精英治国还是实行彻底的民主裁决，成功摆脱了英国统治的美国，是应当在英国之外再「仿制」一个英国，还是去建立一个新型的 *** 。潘恩以为，美国是一个与大西洋彼岸王权的对立斗争中确认自身的国家，它在摆脱王权统治的同时，应当重生为一个作为王权对立面的彻底的民主政体。

然而独立战争胜利后，新 *** 处于没钱、没军队、没 *** 的三无状态，更需要的是手腕老练的政治家而非热情的活动家，更需要的是强力的行动而非美妙的展望，同时潘恩的一系列作为（比如无意中泄露了新 *** 与法国密谈的讯息等）也削弱了他在美国新 *** 中的地位。因此潘恩顺势转移兴趣，发明了跨度更大的铁桥，并带着模型去欧洲展览。

托马斯潘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位居官方钦定的「国父」之列，但他却是美国「革命之父」中无可争议的重要一位。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漩涡

「被生养为英国人，被收留为美国人，被裁决为法国人」，巴黎的一块托马斯？潘恩纪念匾额上这样写道，勾勒出了潘恩一生的大致轨迹。美国历史学家称他「以制作胸衣为生计，以新闻记者为职业，以宣传鼓动为乐趣」，描绘出了他的主要经历。

潘恩1737年出生在英格兰塞特福德的一个贸易集镇，父亲是一名制作胸衣撑条的手工业者，他子承父业，13岁开始当父亲的学徒工（也有研究以为潘恩父子制作的实际上是海船上用的撑条，而不是女士胸衣的撑条，谣言来自他后来政敌的中伤）。17岁的时候他自作主张，上了一条名为「恐怖号」的武装民船，但是被父母强拉了回来。1762年25岁那年，获得了一份体制内的安稳工作，成为年薪50镑的税务员（按含金量推算约合现今的2万美元），但不到三年又丢掉了工作，因为他向上司谎称自个外出检查，而实际上却在家学习。

后来潘恩在英国辗转迁居数次，换过许多次工作。直到1774年在伦敦，经过皇家学会成员、数学家乔治？斯科特的引荐认识了贵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建议他移居美国，并在推荐信中称潘恩是一位「头脑机灵的好青年」。在美国费城一下船，他就展露了政治才能，几乎马上成为一家刊物的主编，并在新大陆迅速成长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革命之父托马斯？潘恩。

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潘恩对桥梁的兴趣一度压倒了对政治的兴趣，假如不是1788年对英、法两国的访问，他或许会作为发明家度过余生。时值法国大革命，潘恩带着铁桥模型到英法展出并会见名流政要。同时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发表了攻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又使潘恩对革命的兴趣占了上风。他放下手中的铁桥、无烟蜡烛、新式车轮等发明，在1792年完成了在欧洲有着巨大影响的著作《人权论》，与伯克针锋相对，捍卫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专制，立刻受到了英国底层人民和法国方面的热烈欢迎，但是也激起了英国当局的愤怒。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及时地逃离了英国，在伦敦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港口只差二十分钟，险些被英国当局抓到并处决。

到了海峡对岸的法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邮船进港时，军舰上礼炮轰鸣;沿岸响起一片欢呼声……士兵们为他夹道护驾，官员们和他拥抱」，潘恩作为法国人民的朋友、革命的英雄受到热烈的欢迎。法国革命当局委托潘恩将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潘恩在给华盛顿的信中称法国大革命为「美国原则移植欧洲后的第一批成熟果实」。

在法国的土地上潘恩没有保持外国人应有的超然和谨慎，他立即深度介入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漩涡。作为一个不懂一点法语的外国人，潘恩参与起草了1792年的法国《革命人权宣言》，并请一个法国人代为宣读。潘恩与吉伦特派过从甚密，反对雅各宾派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因为他过去资助过美国的独立战争，这没用多长时间就引起了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反感，以至于1793年底因此被抓进监狱。要不是美国大使门罗（「门罗主义」那位）及时搭救证明他的美国国籍，他恐怕难逃被雅各宾派当成法国内部的叛徒处死的命运，据称他待过的牢房门口已被用粉笔画上了即将处决的标记。

据说拿破仑曾亲自拜访过他，称自个的枕头下面长期放著一本《人权论》，时常会拿出来阅读，全世界到处都应当给潘恩塑造金制的雕像。拿破仑给潘恩送来了亲切的关怀、鼓励和拉拢，但是一旦介入拿破仑 *** 中，潘恩发现拿破仑只想用他的影响力发起英国国内的民主主义叛乱，来作法国的内应。因此他与拿破仑 *** 的关系又迅速降温。潘恩开始思念起了美国，1802年，他在美国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回到了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过于坦诚的无神论者

潘恩希望回到美国能帮助杰斐逊反对联邦党人赢得大选，但当时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1793年潘恩在法国的狱中完成了无神论的著作《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这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美国掀起了轩然 *** ，几乎抹杀了他对美国独立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也是他未能名正言顺跻身美国国父的主要原因。

潘恩声称，「我自个的头脑就是我的教堂」。他反对一切宗教机构，也反对迷信思想和对圣经的僵化理解。其中也攻击称当代的一神宗教不过是古代太阳神崇拜改头换面后的形式，仍然是原始蒙昧的偶像崇拜，是人类追求幸福道路上的累赘。这些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态度，在当时却激怒了那些虔诚的美国人，并给了他的政敌可趁之机，让潘恩这个名字在美国成了洪水猛兽。

回国后连老友托马斯？杰斐逊都对他避之不及。当时杰斐逊正在竞选总统，因其淡漠的宗教观念而已饱受对手攻击，有时杰斐逊和潘恩会被并称为「一对汤姆」，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堕落的无神论代表人物。

华盛顿等人对宗教也持有和潘恩类似的态度，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像潘恩那样公开宣扬。潘恩始终缺乏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审时度势和虚以委蛇，这也是他后来和华盛顿交恶的原因之一。在法国狱中他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搭救，因为当时美国正在与英国密谈和约，不好因袒护潘恩而开罪英国，所以后来潘恩称华盛顿为忘恩负义的人：「世人将非常难判定你究竟是背信者还是江湖骗子，你究竟是抛弃了道义，还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

潘恩的这种坦率给他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居住在纽约附近的冷清小镇，但被剥夺了投票权，喜欢闹热的潘恩不得不常常到十几英里外的曼哈顿喝咖啡、在酒馆谈论政治，或者去「来点更带劲儿的」。他践行了自个那句过去鼓舞了美国人的名言：「真正的男人会在窘境中微笑，从困境中汲取力量，从而变得更加强大。」1809年在潘恩弥留之际，有两个牧师闯进他的房间，试图劝他改变信仰，他说：「不要管我，再见。」

纵然在今天，某些场合下潘恩还会作为无神论的代表被拉过来陪绑。比如法国「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起无神论者枪击宗教人士的案件，虽然起因只是简单的停车位冲突，但是美国一些媒体甚至是自由派媒体暗示说，这个枪击是无神论者为「查理周刊事件」展开的报复，暗示犯罪嫌疑人是理查德？道金斯（当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无神论者，《盲眼钟表匠》的作者）和托马斯？潘恩的读者。可见潘恩的宗教立场让美国的宗教大众耿耿于怀。

潘恩的无神论（更准确的说是自然神论）观点是他受到排斥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是深层次原因。如现今一些美国政论家所说：「潘恩的存在是恼人的，他提醒著那些美国领袖，当初美国革命所许诺的梦想并未完全兑现。」美国并未实现像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1937年在潘恩《人权论》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这样说：中国的穷人都是幸福的;他们中间既无愚昧也无贫因;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税并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亲密，因为我和幸福亲密。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话，就可认为它的宪法和 *** 自负了。」潘恩的思想有相当的前瞻性和乌托邦色彩，深为后来的林肯、爱迪生、罗素所推崇。

          托马斯潘恩作为美国早期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到今天仍在美国文化中有着或显著或微妙的影响。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奥巴马在2009年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引用了潘恩《美国的危机》中的开篇句。黑格尔曾说，常识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偏见。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展现了这种「偏见」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光辉作用，以及光芒褪去和重新焕发的整个过程。

一生中参与了美法英三国革命（虽然英国的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参与起草了美法两国早期纲领的托马斯？潘恩，似乎在后世并没有体验应有的荣耀。在美国有杰斐逊纪念堂，有以亚当斯命名的图书馆，对于华盛顿，甚至有一座城市以他为名，但潘恩仅在新泽西有一个不起眼的纪念馆，而且即便这个纪念馆也是在1992年才由国会批准利用非官方资金兴建的。他的作用发挥得最早，他的「 *** 」来得最晚，这与他「准国父」的贡献似乎不太相称。不过以他的风格，对于身后体验的荣耀，他的回答或许也还是：「不要管我，再见。」

托马斯·潘恩的生平如何？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于英国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离开英国，投入北美独立革命运动。主张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后，又去法国参加了大革命，并取得了法国公民资格。1802年后回到美国，但是他的政见与美国联邦党人不符，受到联邦党人和反动教会的打击与迫害。潘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的欲望产生的， *** 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大众的幸福，而 *** 是为了制止人们的罪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等。

托马斯潘恩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托马斯潘恩1766年出版的书、托马斯潘恩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