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路线（罗明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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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罗明路线”事件的反罗明路线始末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 *** 临时中央的督促下， *** 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 *** 等4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 *** 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 *** 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反党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电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 *** 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 *** 同志一贯地不尊重 *** 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 *** 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 *** 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 *** “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 *** 裸承认的”；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 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 *** 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至于其后， *** 回忆道：“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毛、谢、古3人的遭遇分别是：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 *** 。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等（《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 *** 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17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周恩来自述》连载之二，《大地》2002年第6期）

反“罗明路线”事件的罗明简介

罗明，又名罗善培，广东大埔人，1895年生，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从事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1928年任 *** 福建省委 *** 书记。1933年初，罗明在长汀傅连暲办的福音 *** 里休养，与同在那里休养的 *** 又见面了。 *** 的许多主张给了罗明很大启发。那时， *** 已靠边站。罗明呈交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不仅推崇 *** 的各项主张，而且把 *** 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更好度的领导”。

就这样，他被召到瑞金撤职批判，各根据地同时开始了揪“罗明路线” *** 人的斗争，这便是党史上著名的“罗明路线”事件。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边缘，周恩来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遵义会议前后，在 *** 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 毛主席 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 周恩来 对确立 毛主席 在中国 *** 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1933年1月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 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 10 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兴国、宁都、石城 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 10月10日 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2月1日 ，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 8.7 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 周恩来 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周恩来 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 *** 和批评。

如何摆脱 *** 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的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 。

1934年12月12日 ， *** 中央在通道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毛主席 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提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

会议上， 毛主席 尖锐指出，继续开向湘鄂西，将葬送整个红军。只有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能摆脱困境，挽救红军。但李德坚持不改变红军行进路线，和 毛主席 争吵起来。

此时， 周恩来 作为会议主持人和红军军事行动的具体指挥者，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他紧锁着浓眉沉默着，成千上万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内心深处涌起无限的愧疚。他站起来，用坚定的语气说：“ *** 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有一条生路。”

李德一听就火了，对 周恩来 大声说：“ *** 否定我的提议，你还支持他！”

周恩来 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地劝说：“李德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

“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李德更加生气了。

一向镇定自若的 周恩来 也激动了：“李德同志，你态度好一点。”

李德见 周恩来 坚决支持 毛主席 ，最后，只好表示保留个人意见，到了贵州再开会讨论。

1935年1月7日 ，红军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统一思想，争取红军的光明前途，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要在这里召开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周恩来 做了许多工作。他一面调动兵力警戒在遵义的周围，一面为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天亮了， 周恩来 在朱德、刘伯承后面，第三个到了会场，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朱德说：“昨晚你一定又没睡觉。”刘伯承也说：“你那间屋子，等于虚设，我看你几乎没有进屋睡觉。” 周恩来 笑着回答：“要睡的，开完会我一定好好睡一觉。”

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一共举行了三天。当时的 ***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红军军团首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德作为红军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博古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做辩护。而 周恩来 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最后， 周恩来 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荐 *** 出来指挥红军作战。 周恩来 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1935年3月4日 ，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 *** 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 在遵义会议的态度，举足轻重。 毛主席 曾感慨道：“如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会开不起来。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月满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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